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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蒙死后，逊一直镇守武昌，声望至隆。吴国权要，上自太子登，下至步骘、诸葛瑾、潘浚、朱据等将相都与逊交好，特别是逊功高震主，为权所畏忌。到孙权统治的后期，三国疆域大致已确定，权对外攻虽不足，守则有余。即无逊，亦可划江自保，无何重大危险。所以权只让逊做了几天丞相，就借立太子事，悄悄地逼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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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权为身后之计，怕嗣主驾驭不了逊，所以逊等越是拥戴太子和，孙权越疑惑不安。权在逼死逊之前，先剪除其亲党。以后孙权虽然立了幼子亮为太子，但挑选的首辅，却是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单薄的侨居大族诸葛恪，就可以说明孙权是不愿从陆、顾等枝叶繁茂的江东大族中选择辅政者的。从史书记载上看，孙权于武多文少的吕蒙、淩统、朱然等病死后，极为哀悼伤怀。可是他不仅逼逊致死，并且还追诘逊子抗。这不是由于猜忌逊，还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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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还有一个不易被人们发觉的因素，即逊为孙策之婿，权最初将策女嫁给逊时，当然是为了加强君臣间的关系，但当逊功高震主时，这门亲事便转化为双方关系的不利因素。权的江东基业本来是从兄策手中继承的，但权对策子并不与己子同样看待，陈寿即认为权对策子有亏待之处。寿在《孙策传》评曰：“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孙盛还为此替权辩护，认为这样作，是为了“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然后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孙盛这种看法，是迂阔而不切合事实的。权既定孙和为太子，又给孙霸以过分的待遇，使之觊觎太子宝座，还谈得上什么“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呢？孙权诸子虽孩提亦封王，而策子却终身为侯，不是亏待是什么呢？这一点，连权本人也是不无内疚的。史言：“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权内心隐处也觉得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举。权之猜防逊，不会与逊为策婿毫无关联。陈寿拿权与句践相比，正是他识见高超之处。非深知权之为人，固不能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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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导致了吴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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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 第九章 魏的政治与司马氏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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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丕、曹睿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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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字子桓，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做其父丞相操的副手。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操死，丕继位为魏王。十月，丕代汉为帝，即魏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丕先已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代汉后，又改是年为魏黄初元年。丕在位六年而死，寿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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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原为操次子，他之最终被定为嗣子，还是几经周折的。他曾说：“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事实上，最危及丕太子宝座的，还是比他小五岁的同母弟植。史称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陈寿也说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但曹植的文才口辩，更为突出，因之特受操宠爱。史言：“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根据“立子以长不以贤”的传统习制，丕居有天然的优势，操手下大臣拥戴丕的占多数，丕也想尽各种办法，争取为继承人。而植却未用全力追逐。史称：“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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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位六、七年中的政治措施，值得注意的约有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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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颁布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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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帝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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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三年（222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廩以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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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五年……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廩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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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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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纪》注引《魏书》载癸酉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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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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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纪》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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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七年……夏五月，丙辰，帝疾笃……遣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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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文帝纪》载延康元年二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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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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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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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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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诏禁止厚葬、淫祀。《文帝纪》载黄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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