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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祸由乎厚葬封树……若违今诏，妄有所改造，吾为戮尸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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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又载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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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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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尊孔崇儒。黄初二年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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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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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令鲁郡修起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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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诏选用贤智之士。《文帝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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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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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三年春正月……诏曰：“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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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四年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举天下德茂才、独行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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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九品官人之法。《三国志》卷22《陈群传》言：曹丕为魏王后，通过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其内容即在州郡置中正，择本地之贤而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定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上）。然后由吏部选用。但九品中正之制，并非丕一人突然决定施行，早在曹操当权时，何夔即向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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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踰越……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竞争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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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对以上建议，已经表示“称善”，只是未及推行。操死，丕即位不过两三个月，即颁布了九品官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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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之目的与结果：第一，为了让世族官僚拥护他代汉为帝，故推行了有利于世族的仕进制度；第二，设中正官以品评人物，如选用后发现名实不符，尚可治以保举不实之罪，以避免选官好坏无人负责；第三，由吏部选用人才，即意味着减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属员名额，有助于加强皇权；第四，从史料上看，九品官人之法推行后，旧有察举征辟等制度，并未因之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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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统治魏国前后共六年余，在军事上无何建树，他的最大失策，是未能乘刘备伐吴之际，挥师直捣吴国的江东心脏地区。他仅满足于孙权称臣纳贡的表面胜利，致使孙权安然渡过受蜀、魏夹攻的危机。后来曹丕两次兴兵伐吴，均徒劳往返。丕远不及其父节俭，曾筑陵云台、东巡台及九华台，已开明帝兴建宫室的奢侈风气。郝经在其所撰《续汉书》中谓丕“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索钟繇之璧，杀谏阻伐吴之霍性等，可以算是他轻佻骄贵的事例。但同其他封建帝王比较起来，诸如以上事例也还算不上什么大的缺陷。人们经常讥议丕对曾与他争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据史书材料看，丕对曹植还不是很刻薄的。比如当曹操考虑是否立植时，邯郸淳曾在操面前“屡称植才”，由是“丕颇不悦”。但丕为帝后，虽杀了拥戴植最卖力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终没有对邯郸淳进行报复，还以他为博士、给事中。说明丕对其政敌也并非皆刻毒。丕虽压抑曹植，但毕竟没有置之于死地。从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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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睿，字元仲，丕长子。母甄氏，本袁绍中子熙妻。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攻灭公孙瓒后，熙出为幽州刺史，甄氏留邺。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操攻克邺，甄氏为丕所纳。睿生而操爱之，“每朝宴会同，睿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延康元年（220年，即黄初元年），睿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六月，丕赐甄氏死。叡因母诛，未得立为太子。直至黄初七年（226年）五月，丕病重，始立叡为太子。丕死，叡即帝位，是为魏明帝。至叡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叡死，共统治魏国十二年半，寿三十四岁（生于建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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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叡原来不曾交接朝臣，也不过问政事，平日只研读书笈。即位后，群臣想望风采。过了几天，叡单独召见侍中刘晔，整整谈了一天。刘晔出来后，众人问他对皇帝的观感，刘晔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言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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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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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叡之行事，优缺点各占一半，其优点是：（1）善为军计。《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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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七年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攻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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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当先时派遣慰劳边方将士的荀禹于江夏郡发所从兵乘山举火时，孙权便赶紧退走了。《明帝纪》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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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帝议遣宣王（即司马懿）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召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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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察断狱。《三国志》卷22《陈矫传》引《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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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晔以先进见幸，因谮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惠？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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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71太和三年（229）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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