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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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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长安设置了祠祝官和女巫，其中包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也就是不同地理区域的巫，分别祭祀各路神祇，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负责“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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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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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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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这些国别的“巫”，正是刘邦祖先迁徙所在之国：先祖范氏世代在晋国出仕，所以有“晋巫”；范氏支流在秦国为刘氏，所以有“秦巫”；刘氏随着魏国迁都大梁，所以有“梁巫”；后人徙居丰邑，丰邑又属荆地，所以有“荆巫”。整体来看，就是刘邦祖先迁徙的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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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代注家并没有解释“梁巫”为何居于首位，毕竟，论仕宦显赫，应以“晋巫”为尊；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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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是“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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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一文中，李祖德考证指出，刘邦祖先自前430年被魏国虏获，移居大梁后，一直到刘邦祖父于前275年因躲避秦国进攻而迁楚国丰邑，前后在大梁生活了155年，此时，距刘邦出生还有19年或28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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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直到前209年刘邦起兵，其家族在丰邑生活了66年，正因为刘邦家族在丰邑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刘邦葬在丰邑的先人，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代，故此，《汉书·高帝纪》中称“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而“坟墓”所在地在先秦时代，有着远比居住地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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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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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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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临难时，孔子说，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理由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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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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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是我们的先人生前、死后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是站在“主人翁”的角度来看鲁国，鲁国并不是他的，是鲁君的，他也并非为鲁君挺身而出，而是为了自己与这块土地的“历史羁绊”，为了父母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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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言之，追述先祖神灵，以先后排列顺序自无不妥，也就是“晋巫”“秦巫”“梁巫”“荆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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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刘邦立为天子之后，他的王朝自成大宗，祖先回溯自当以他本人为起始，远祖所居国的“晋巫”“秦巫”因为年代久远，依“小宗五世而迁”的宗法制度，早已分宗多次，实则与他本人关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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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五世”“五服”的祖宗之列的，实则只有梁地和荆地的先祖。在《汉书·高帝纪》的“赞”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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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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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在父亲健在、生母客死他乡的情况下，与丰沛之地的“坟墓”关系，最多只有祖父“丰公”一代，以他一人来定义“父母之邦”无疑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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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自汉高祖上溯五世祖宗，坟墓多在梁地，荆地只安葬着丰公一代，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荆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而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而非“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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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首迁的丰公而言，太公和刘邦两代都生在丰邑，对这片土地已经极有感情，见《西京杂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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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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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移居长安，住在深宫内，心情苦闷悲伤。高祖私下向左右侍从询问缘故，得知太上皇平生喜好，都是屠夫商贩、酤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市井生活。现今宫里啥也没有，所以快乐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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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邦营造新丰，迁徙家乡故人来住满这里，太上皇就高兴了。这也是新丰这个地方多市井细民，而少有衣冠显贵子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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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搬迁人口，刘邦年轻时经常祭祠枌榆之社，等到移来新丰，也原样建立。刘邦营造新丰城邑后，一同迁移了旧社、街巷房屋，所有景色物象全是老样子。丰邑迁来的男女老幼，一起站在路口，各人竟然知道自己的屋子怎么走；把狗羊鸡鸭放于大道上，竟然也认得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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