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99826
1706999827
作为亡命逃犯，在外黄娶到了美貌多金的女子，又得到了巨额的金钱资助，所以能够“致千里客”，又当上了魏国的官吏，名声越来越大，所以，才有了秦灭魏之后，听说张耳是“魏之名士”的千金悬赏。
1706999828
1706999829
不仅如此，就连陈胜和“左右”都听说过他的名声：
1706999830
1706999831
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馀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1706999832
1706999833
陈胜等人之前听说过很多次张耳和陈馀的贤名，可惜没见过本人，见到了，当即大喜过望。
1706999834
1706999835
这些对张耳、陈馀社交影响力的记载，让刘邦青年时代的游历选择显得顺理成章。
1706999836
1706999837
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向南、向西，寻找楚国的名士？难道楚国就没有能“致千里客”的贤人公子吗？
1706999838
1706999839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找：
1706999840
1706999841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16]
1706999842
1706999843
一个“微”字，点明刘邦当时的身份，一个“少”字，说明了他当时的年龄，很年轻的时候就屡屡听说信陵君贤能，等到当了皇帝，只要经过大梁，就要祭祀信陵君，在高帝十二年，打完英布，也是刘邦人生最后一战后，他为信陵君安排了守陵户5家，要他们世世代代一年四次祭祀信陵君。
1706999844
1706999845
这个待遇，看起来并不起眼，却要看和谁在一起，见《汉书·高帝纪》：
1706999846
1706999847
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17]
1706999848
1706999849
信陵君的守陵户标准与赵王一样，还是在魏安釐王已经安排了10家的同时，无疑说明，刘邦对信陵君的尊崇是非政治性的，就是“少年圆梦”，而在他微少时，对于曾经做过信陵君宾客的张耳，当然爱屋及乌。
1706999850
1706999851
说到底，刘邦向着“大梁”方向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正是他对“魏人身份认同”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国别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下文中会具体展开，而具体到刘邦身上，在战国七雄制度中充斥着“畿服之制”“都鄙之制”“国野之制”，乃至于秦国的“都离之制”传统的情况下，刘氏家族曾经在大梁居住的身份，远比在楚国边鄙小邑时，距离一国权力核心更近。
1706999852
1706999853
具体到太公与刘邦两代的身份认同，仍是倾向于“魏人”，而非“楚人”。
1706999854
1706999855
另见包山楚简《集箸言》（简138反）中记录楚怀王时的法律：
1706999856
1706999857
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
1706999858
1706999859
这是对证人资格的规定，与当事人同一“社”的成员、同一“里”的居民、同一“机构”的同事，以及亲属关系比堂兄弟近的，不允许作证。
1706999860
1706999861
从父兄弟，也就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才在亲近程度上达到“同里”“同社”“同官”的水平，这也是楚国法律上折射的家族伦理，应该是底线性的规则。
1706999862
1706999863
而刘邦祖父“丰公”在公元前275年定居于丰邑，“太公”崩逝于前197年，相隔78年，考虑到当时人的普遍寿命，“太公”大概率也是生于丰邑，那么，“丰公”的迁徙，恐怕不会是“独门独户”，而是与昆弟、族亲同行。
1706999864
1706999865
见《汉书·荆燕吴传》：
1706999866
1706999867
高祖从祖昆弟也。[18]
1706999868
1706999869
“从祖”就是祖父的兄弟，刘泽和刘邦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他的身份，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却写作：
1706999870
1706999871
与高祖疏属刘氏，世为卫尉。[19]
1706999872
1706999873
“丰公”亲兄弟的孙子，与刘邦没出“五服”就已经算是“疏属”，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楚制下，从父兄弟才算“亲属”的法律原则。
1706999874
1706999875
但是，更吊诡的是荆王刘贾，《汉书·荆燕吴传》中写作：
[
上一页 ]
[ :1.7069998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