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99847
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17]
1706999848
1706999849
信陵君的守陵户标准与赵王一样，还是在魏安釐王已经安排了10家的同时，无疑说明，刘邦对信陵君的尊崇是非政治性的，就是“少年圆梦”，而在他微少时，对于曾经做过信陵君宾客的张耳，当然爱屋及乌。
1706999850
1706999851
说到底，刘邦向着“大梁”方向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正是他对“魏人身份认同”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国别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下文中会具体展开，而具体到刘邦身上，在战国七雄制度中充斥着“畿服之制”“都鄙之制”“国野之制”，乃至于秦国的“都离之制”传统的情况下，刘氏家族曾经在大梁居住的身份，远比在楚国边鄙小邑时，距离一国权力核心更近。
1706999852
1706999853
具体到太公与刘邦两代的身份认同，仍是倾向于“魏人”，而非“楚人”。
1706999854
1706999855
另见包山楚简《集箸言》（简138反）中记录楚怀王时的法律：
1706999856
1706999857
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
1706999858
1706999859
这是对证人资格的规定，与当事人同一“社”的成员、同一“里”的居民、同一“机构”的同事，以及亲属关系比堂兄弟近的，不允许作证。
1706999860
1706999861
从父兄弟，也就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才在亲近程度上达到“同里”“同社”“同官”的水平，这也是楚国法律上折射的家族伦理，应该是底线性的规则。
1706999862
1706999863
而刘邦祖父“丰公”在公元前275年定居于丰邑，“太公”崩逝于前197年，相隔78年，考虑到当时人的普遍寿命，“太公”大概率也是生于丰邑，那么，“丰公”的迁徙，恐怕不会是“独门独户”，而是与昆弟、族亲同行。
1706999864
1706999865
见《汉书·荆燕吴传》：
1706999866
1706999867
高祖从祖昆弟也。[18]
1706999868
1706999869
“从祖”就是祖父的兄弟，刘泽和刘邦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他的身份，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却写作：
1706999870
1706999871
与高祖疏属刘氏，世为卫尉。[19]
1706999872
1706999873
“丰公”亲兄弟的孙子，与刘邦没出“五服”就已经算是“疏属”，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楚制下，从父兄弟才算“亲属”的法律原则。
1706999874
1706999875
但是，更吊诡的是荆王刘贾，《汉书·荆燕吴传》中写作：
1706999876
1706999877
高帝从父兄也。
1706999878
1706999879
即刘邦的堂兄，应该算是“亲属”了吧？
1706999880
1706999881
在《史记·荆燕世家》中的表述，更加疏远：
1706999882
1706999883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
1706999884
1706999885
“太公”亲兄弟的儿子，刘邦的堂兄，“不知其何属”，这展示出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宗亲关系，刘邦兄弟、子侄关系的凉薄，则折射出的是这个“魏人”家族迁居楚地后，并未聚族而居，而是各过各的，这种以小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无疑更接近于秦制。
1706999886
1706999887
原因很简单，见桓谭《新论》：
1706999888
1706999889
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20]
1706999890
1706999891
从这个意义上看，汉王朝覆灭秦帝国之后，迅速地“汉承秦制”重建秩序，早有因缘。
1706999892
1706999893
1706999894
1706999895
[
上一页 ]
[ :1.7069998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