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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丰”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了“邑”和“里”，在政区、人群的概念上，“邑人”和“里人”却是分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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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参见萧何和卢绾的籍贯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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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萧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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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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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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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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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丰人”与“丰人”区别不大，但卢绾以“丰人”与刘邦同里，且同日出生，里中人相贺，说明其与刘邦出生地均同为“中阳里”，而萧何无“同里”词句，也没有和刘邦幼年交往的记载，极大的可能是，他为“邑人”，而非“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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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说，尽管都在一个“丰邑”的地理范围内，刘邦、卢绾是“城镇户口”，萧何却是“农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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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里社”，在先秦周礼时代是各诸侯国常见的宗教与行政合一的基层组织，春秋时，又称“书社”，齐、鲁、卫、赵、越、楚都有相关记载，特点是里、社合一，聚族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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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时代，至少秦、楚、魏三国仍旧存在“里社”，包山楚简中就记录了22个楚国的里名[33]，天星观M1、包山M2、望山M1、秦家嘴M99和新蔡葛陵楚墓所出楚简，记录了为数众多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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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楚简的简120至简123记录了楚国下蔡地区4个“里”中存在着4种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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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公、加公、士尹、亚大夫。[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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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里都有的职位是“里公”，参照简牍中的祷辞也可以了解，“里公”就是“里”之长官，“加公”则为楚国官吏的“俸禄州”的管理者，即《国语》中“加田”的主官，“里公”多负责户籍相关的事务，而“加公”则以经济活动为主，类似于秦汉户籍、地籍的分离。[35]其余两个职位则执掌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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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简文中所见的“里公”和“里人”，祭祀、祝祷的地方往往是固定的“里社”，但从祷辞来看，涉及的“社神”有“宫地主”和“野地主”，或“宫侯土（通后土）”与“野侯土”的“宫、野”对称，据研究，“地主”和“侯土”所指应为同类的神祇——土地神。[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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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包山楚简《集箸言》（简138反）中的法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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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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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到战国中期，楚国的“里”和“社”已经不再等同，“里”固然有“社”，也同时存在超过“里”范围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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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阳里即“宫”之内，丰邑即“野”，丰邑的“社”——枌榆社，则普遍覆盖了邑、里，故此，刘邦、萧何和卢绾，都是“丰邑人”“沛丰人”或“丰人”，他们共同的纽带，应该就是“枌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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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记载，也存在于上文引用的《西京杂记》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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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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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少时”殊不可解，按照《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应该是他离开丰邑到沛县任官的时间，“壮”年应解为30岁，也就是30岁前，刘邦除至外黄从张耳游数月外，大部分时间应都在丰邑活动，而“社祭”在礼法上需要一年数次，哪有年龄限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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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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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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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初起兵之时，就在丰邑枌榆社祝祷，所谓“祷”，是为了解除灾难、祈祷愿望实现，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通俗地说，“祷”是许愿，“祠”是还愿。“祷祠”又与“祭祀”不同，属于“非常之祭”，也就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而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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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刘邦“少时常祭枌榆之社”与“祷丰枌榆社”都是事实，但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的矛盾现象，应与刘邦的人生历程中发生变故有关，导致了“少时常祭”的习惯中断，而最有可能的变故，就是身份的变化和政权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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