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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有“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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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明言姓氏混用，不再遵循先秦的古制，出土的汉简中也显示，在西汉中后期，平民已经普遍有姓氏冠于名前，在诏书、公文中，却又与先秦一样，只称“名”，不称“氏”，那么，秦汉之际到底能不能以“姓氏”来区分平民与贵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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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史记》记录的秦末大乱之中，一个“名前无氏”的人物都没有，但是，考察战国、秦、汉初的出土简牍，尤其是户籍简，就会发现，“无氏者”占绝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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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要么是《史记》上的“大人物”，都有后人替他们“补上”了姓氏；要么，就是活跃在秦末汉初历史舞台上的人，能够留名青史的，全都是“士”以上阶层的人物，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哪怕是陈胜，也有“氏”、有“字”、有“爵”，所谓的“秦末农民起义”，仍旧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贵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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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刘邦的身上，上一节，已经谈到了他祖父“丰公”，很可能是楚国的“丰邑公”，那么，“太公”和刘邦，至少应该有一个楚国“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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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有一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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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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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卢两家的“父子相爱”，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相爱”，而是“世交”的概念，非常奇异的是，“里人”会将这种关系视为新生儿出生一样的“喜事”，并“贺两家羊酒”，这种伦理观念基于当时的社会习俗，难以尽解，但以“羊酒”相“贺”则暗藏着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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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礼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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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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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就是每月的初一日，上述礼仪属于“合朔”，所用的“祭品”就是“羊酒”，这一礼俗也见于《论语·八佾》，只是其中鲁国的“告朔”礼俗只用“饩羊”未见“酒”，也就是活羊“杀而未烹”，引发了孔子与子贡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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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羊作为祭祀礼仪的“三牲”之一，不单纯是个“食物”的概念，而“羊”与“酒”合称，则多见于两汉、三国，如河北望都汉墓中就有标明“羊酒”二字的壁画，再比如《汉书·昭帝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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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凤元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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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汉昭帝对各地方郡国选出的“行义者”，也就是“大汉好人”——涿郡韩福等5人每人赐帛50匹，令其归家，并下诏指出，我不忍心让这些好人受官职带来的劳苦，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谨守孝悌忠信的义行，以引导乡里邻人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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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赐物之外，还要求郡县政府每年正月都要代皇帝给“行义者”赐予“羊酒”，有不幸去世者，则赐衣被，并以中牢之礼供奉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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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羊酒”是皇帝对臣下杰出者的“赐”，但又不同于“赐予钱帛”，而是常态的“特殊礼物”，另见《后汉书·方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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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建二年）帝不能屈（樊英），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为英设坛席，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英不敢辞，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头，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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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顺帝年间，皇帝征召樊英为官，遭到对方称病拒绝，无计可施之下，只得派出太医探病，并每月送其“羊酒”，两年后，顺帝以天子之尊，对樊英待以“师傅之礼”，问政事得失，樊英才接受征召，担任五官中郎将，几个月后，又自称病情严重，以光禄大夫的官位辞官回乡，皇帝命令，郡县送谷千斛，并每年8月送牛1头，酒3斛，如他去世，则以中牢奉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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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前有“月致羊酒”，后有岁“致牛、酒”，与昭帝年间对“行义者”的优待类似，提高了一个规格，考虑到“待以师傅之礼”的高规格，则可知，“岁致”“月致”“羊酒”“牛酒”实际上是皇家对于“有德者”不同级别的“礼遇”，等差取决于用“牲”的等级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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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卢绾所享受的“里人”之“贺”，并非皇帝之赐，而是“里人”对公认“德行”——“友道”的一种尊礼，“羊酒”的规格，相对于皇帝所赐的“牛酒”自然要低一格，可在百姓间的馈赠来说，已经属于极高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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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书·礼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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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婚物赞》曰“羊者祥也”，然则婚之有羊，自汉末始也。王者六礼，尚未用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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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羊酒”的特殊意义来自于“谐音梗”，在汉代重要性不断提升，到了魏晋之际，不仅“大夫”的婚礼纳征要“用玄纁束帛，加羊”，就连天子的婚礼，也大用“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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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纳王皇后）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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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羊酒”自秦汉至魏晋，已经是一种与“社会等级”和“道德高下”直接相关的“特殊礼品”，而能享用“羊酒”者，至少也是个“大夫”身份，可见，刘氏与卢氏，在丰邑中阳里绝不是什么小门小户，而是举足轻重的“士大夫之家”，否则，又哪儿来子弟“学书”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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