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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夫、士”的身份在战国时代不再等同于政治权力，“官吏”的全面替代和“士”的人口增殖，都让“士”的身份退化为仅能标识祖先血脉的“头衔”，但是，在一个长期延续的身份社会中，血统传承之外，仍伴随着教育、武力、见识的优势，以及“姓氏”“表字”和“带剑”“戴冠”这样的外在身份标识，而“布衣”，恰恰不能作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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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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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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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西汉平定天下以后，刘邦才开始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以及乘车，并加重租税，目的是“困辱之”，也就是歧视性的惩罚政策，这就意味着在秦朝和战国时代，商人可以“衣丝乘车”，“贾人”和“大夫、士”在服制上，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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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世对刘邦的“布衣”想象，实则源自汉武帝之后儒学昌明的影响，见《盐铁论·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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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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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古时候”的追述，号称庶人至老年方才可以穿丝织衣服，其他时候都只穿麻布衣服，所以，称“庶人”为“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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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是在儒家的语境下，比如《荀子》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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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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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最卑贱则为“布衣”，经济最贫困则为“匹夫”，问题是，哪怕是在荀子的时代，身份最卑贱的也不是“庶人”，而是刑徒、隶妾等官私奴隶，所以，这种语境本来就不是为了写实的，而是为了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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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的战国、秦朝社会，“布衣”其实是经济条件问题，刘邦在亭长的任上，虽然自己还要归田与妻子耕种，却仍会特意派人去薛地制作竹皮冠，还要“时时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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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刘邦至少是“士”阶层出身，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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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五节 父亲口中的“无赖”其实是“小妾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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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有四个儿子：伯、仲、季、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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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上看，楚元王刘交就不同于三位兄长，他的经历，在四兄弟中也最为特别，《汉书·楚元王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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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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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交曾游学齐地，向荀子再传弟子浮丘伯学《诗经》，李斯、韩非是他的师叔，作为大儒弟子，师长取“字”并不奇怪，直到秦朝焚书，师兄弟才各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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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提到过，刘氏家族应该早已“分家”，而刘交作为幼子却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偏爱，要知道，远行游学需要巨大的成本，见《史记·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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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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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苏秦也不是贫民，不但有兄弟嫂妹，还有妻妾笑他“大困而归”，说的理由，其实与“太公”比较刘季与刘仲二人的情况类似，只是将周人风俗中“好贾”的特点点了出来，认为这是谋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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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此反观刘邦家族，就会发现，竟然能够支撑刘季到外黄与张耳游数月，又能支持刘交长达数年的《诗经》学习，这个财力和培养子弟的决心，都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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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伯早死，剩下能与刘交比较的，就剩下刘仲、刘季。刘仲的记载不多，信息量比较大的，就是《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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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九年）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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