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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整理一下史书所述的“聚众起兵”，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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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豨）以特将将卒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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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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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蛊逢，《汉书》：虫达）以（曲城，应为衍字）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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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起时，（郦）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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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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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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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项梁之起……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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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的也有37人，彭越在泽中为盗贼，都有100多人主动追随，其他聚众者甚至有数千人，至于其余的“反王”，项梁在起兵前养死士就有90人，比刘邦拼尽全力拉起的队伍人还多，若论白手起家，郦商“聚少年”四处劫掠胁迫入伙，也有数千之众，对比之下，刘邦在丰邑的起家本钱实在单薄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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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薄”，“薄”到连樊哙、夏侯婴都没有追随，而是在其“取沛”的时候才参与，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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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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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的“地方号召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那样强，所谓的“旧贵族”“豪强”“社会势力”等说法，都是严重的过度解读，当他脱离体制身份之后，原本围绕他的社会资源、关系和支持，都逐步剥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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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二节 秦吏身份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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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众所不周知”的信息是，在《史记》和《汉书》中根本没有记载刘邦的生年，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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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因为历史上有两个说法，并各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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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公元前256年。见《史记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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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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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广曰：“高祖时年四十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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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公元前247年。《汉书·高帝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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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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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历史传播中，前者是相对主流的认识，理由其实主要是有“两条记载”，而后者则只有“孤证”，其他的文献旁证，见曾维华《汉高祖刘邦生年考》[27]，但是张振台在《驳〈汉高祖刘邦生年考〉》[28]一文中基本上解释了这些“旁证”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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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很多内容本就荒诞不经，徐广的记载很可能是采信了他的说法，所以，这条“核心”证据非常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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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有文献存世的时代，刘邦的生年或许永远是“未解之谜”，但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之后，结合秦律的规定来看，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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