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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前也有类似的“灵异故事”，见《汉书·高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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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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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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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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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故事中，（1）令人难以置信，“梦与神遇”只能是刘邦之母知道，“见与龙交”则只能是刘邦之父看到的，而“龙之子”如果在当时发生和流传，只能是两位当事人的传播，对于这一没有事实验证的近似“家丑”，恐怕不存在传播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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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个故事与“古圣王降生”的模板很像，却又与“太公”早年对刘邦的态度过于违和，实在让人怀疑是得天下之后的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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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虽然有可能存在，但是本身没有特殊意义，无非是一个“咄咄怪事”，可以作为谈资，而且刘邦也不可能给外人展示这个“神异”，也应是得天下后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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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有旁证，且有毁弃债券的后果，很有可能是真的，而多卖酒，完全可能是类似于夏侯婴这样的“迷弟”在沛县并不少，热衷于听刘邦讲故事，才带来了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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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刘邦真正有“政治目的”的灵异故事，实际上都出现在“娶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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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故事必须在一系列社会地位、关系的加持背景下，才能有效传播，否则就像英布一样，受刑黥面，说自己未来会当“王”，听者只会笑他；“与人佣耕”的陈胜，说出“苟富贵，无相忘”的时候，更是不会有人相信；哪怕是带剑的韩信，在对漂母说日后自当厚报，漂母的反应也是大怒，自己岂是为了求报答才给他饭吃的？恐怕漂母也认为韩信在“说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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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邦不一样，见《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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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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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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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沛县父老在萧曹等文吏“自爱”的背景下，以“奇闻逸事”的理由，加上“占卜最吉”的加持，劝进刘邦，这个化学反应才算真正发生。至于是否在“计划内”，恐怕连刘邦本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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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吕公有可能预见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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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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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婚姻，刘邦真正的收获并不是吕氏家族的臂助，而是吕雉这位女中豪杰、“贤内助”。在没有宗族支持的背景下，吕雉的辅佐，是他开启野心之门的有力臂助，但开门的钥匙，其实早早被他攥在手中，那就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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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距离战国时代顶级的“学问家”，远比其他人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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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楚元王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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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即帝位，（刘）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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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称帝后，楚元王刘交仍与卢绾一起“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也就是刘邦最亲近的个人参谋和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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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交的重要角色恰恰说明，汉高祖并非厌弃“儒学”，而是另有缘由。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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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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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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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话都能看出来刘邦对于“繁文缛节”的厌恶，所以，憎恶“儒服”，讨厌“繁礼”，那么，他这种讨厌的来由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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