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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汉初真正的官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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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刘邦诸多“神化”自身的故事，逃亡、起兵前可以算作一类，往往有所节制，只是“贵”“大贵”“天下大贵”；之后则具体得多，“赤帝子”“天子气”，这已经不是“好为大言”了，而是“狂妄无边”，但是，从刘邦起兵时的举动来看，他的这种“狂妄”绝不是“无知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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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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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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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下《史记·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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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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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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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说一下，刘邦在刚刚聚众的时候，在丰邑东北十五里的“枌榆社”祈祷发愿，待到进入沛县成为沛公起兵时，又祠祭黄帝，在沛县县廷之中祭祀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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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史记·封禅书》的信息显示，刘邦可能只是祠祭了蚩尤，因其与“枌榆社”一样灵验，才在定天下之后指示地方必须以“诸侯礼”的“少牢”祭祀“枌榆社”，并在长安为蚩尤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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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所知就是黄帝战蚩尤，但在《史记·封禅书》中记录的秦汉官方信仰之中，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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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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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八神”属于“齐地”的神明信仰，在秦始皇的眼中，属于仅次于“封禅泰山”的重要宗教活动，而蚩尤在“八神”之中排“第三”，为“兵主”，顾名思义，就是“军神”“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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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此时仅为自立的“沛公”，响应“楚国”的陈胜起义，才沿用了楚国的官名，相当于以陈胜属下自居，却去祭祀“兵主蚩尤”，他的志向不问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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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记录，“沛公初起”为秦二世元年九月，与“项梁号武信君”正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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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此时算起，刘邦属“张楚”，比秦二世二年正月才接到召平“矫诏”的项梁归属“张楚”还“早三个月”，所以，站在刘邦个人的角度，心理足够膨胀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认定自己接续“张楚”天命大任，“与项梁共立义帝”。也就是说，“义帝”并非“沛公”之君，只是“先入关中者为王”的“主约者”，一个“盟主”“中人”，直至刘邦入关中受降秦王子婴，秦国的天命已经自动转移到了刘邦手中，汉王的社稷取自秦王，而非出自项羽“裂地分封”，之后的几年时间，都是为了“止暴定乱”的“天命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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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结论之一，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对比就是，不知是《史记》漏记，还是当时根本无人顾及，从陈胜到武臣、韩广、魏王咎、楚王景驹、齐王田儋、赵王歇、韩王成，项梁自号武信君，拥立楚怀王、项羽自为诸侯主伯，所有的政权，没有一个有记载立国之初“祭祀”“立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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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唯一有一些“建树”的，可能只有陈胜，见《史记·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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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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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儒生抱着孔子家族遗留下来的礼器去投奔陈胜，陈胜就任命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后孔甲与陈胜一同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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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项羽灭后，鲁地诸生不降汉，很大程度上应来自于项羽“鲁公”之封，君臣之义既然缔结，当事君以忠，所以，哪怕面对刘邦的屠城威胁，仍旧坚持己见，也算乱世中儒生守护忠义理想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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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太史公这样的专业人士而言，“礼”“祭”，都是他非常敏感的信息，哪怕西汉初年官方销毁了档案，他的寻访也不会不重视这些信息，那么，确实有很大可能就是这许多政权，根本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或者说，“没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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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对比，刘邦这个“起于微末”的豪杰，恐怕要比其他“起于微末”者要“高级”不少，说得直白点儿，同为“造谣生事”，刘邦是拿“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特殊信息”搞事情，而陈胜则是在“乡村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小道消息”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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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底层社会的记忆逐渐模糊，文本的记忆成为主流，陈胜的故事终将褪色，被刘邦亲手书写的传奇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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