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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阿之战”的记载不多,我们就连贯起来观察,一直到项梁战死前,这个阶段的刘邦集团的动向,还是得看看“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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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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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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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周二人的前期作战经历非常丰富,几乎跑遍地图,远超同侪,可以作为地理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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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周勃的记录里夹杂着奇怪的词语——“定魏地”,而曹参的记录中也明显少一个“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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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樊哙与夏侯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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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汉书》作阳城),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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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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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樊哙和夏侯婴,一个是大保镖(后来也任“郎中”),一个是大司机(即“奉车”),肯定是“常从”者,在本传里也要强调,而且这个文本强调,本身就是当时记录中的“一种功绩”,类似的公文词汇就是“常从”“常奉车”,而专门描述兵种功绩特征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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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先至城下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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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兵——“以兵车趣攻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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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疾斗”“战疾力”“疾力”“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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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些,再来分解上述记录就能读懂隐藏的信息了,那就是,刘邦本人的行动轨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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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濮阳——城阳——户牗——雍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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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城阳是纯攻城战,所以樊哙为“先登”,这是攻城专有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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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济阳、户牗、雍丘之战则是野战,所以夏侯婴指挥兵车突击,立功升爵,而濮阳之战最为特殊,有野战、有攻城,所以夏侯婴和樊哙均有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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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反过来看曹参、周勃就复杂了,曹参攻“爰戚”“亢父”两县,均有“先登”之功,而周勃则攻“爰戚”“东缗”。也就是说,曹、周二人肯定不在刘邦本部,而是在前扫荡至东阿道路的先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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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属于主力,所以,负责攻克亢父和爰戚,而周勃部则参与了扫荡爰戚和东缗的战斗,却并未“取之”“克之”,而是在项梁、刘邦主力大军来临时,转向了砀郡的“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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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到,章邯大军至“栗”后击败了朱鸡石、余樊君。也就是说,栗县已经被秦军占领,在这之后,刘邦部下的曹参、周勃都攻击了章邯军的车骑部队,也就意味着,要么是“抄”了集中在栗县的秦军后路;要么就是在章邯主力北上转向临济进攻魏王咎的过程中,“抄”了秦军的后路,攻克了蒙县和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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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栗县归属于秦的结果,所以,本来在楚国西部边境驻守的周勃军在北上单父、东缗、爰戚的过程中,得知栗县的秦军有异动,返回镇压是完全有可能的,而这次小战斗的结果是,“取之”。也就是说,栗县也进入了楚国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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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周勃在“东阿之战”前还攻克了“齧桑”。“齧桑”之地,在丰、沛附近,这次事件不知原委,很有可能是“邑”中百姓难以承受“义军”的盘剥,在项梁、刘邦的主力北上空虚后发动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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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自刘邦起兵反秦已近一年,仅丰邑就来回攻战三次,沛县作为泗水交通要津,往来的秦军、景驹楚军、项梁楚军、刘邦楚军如过江之鲫,前前后后二十万不止,百姓之苦可以想见。但是,周勃的偏师很容易“先登”扑灭了这个小火苗,转头参与本部的“东阿决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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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之战”中,刘邦、曹参、周勃、夏侯婴、樊哙俱在,但是樊哙和夏侯婴的表现明显不多,樊哙无记载,而夏侯婴则是“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此处加了“太仆”,而不是常规的“常奉车”,有可能是刘邦本人、亲卫并没有冲锋陷阵,而是给刘邦驾车参与了野战立功,实际上是“团队功”,因而升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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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曹参,则是“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陷陈”通“陷阵”。“陷阵之功”,也是一种战场功绩表现的描述,即先锋突击敌军阵列,而周勃则只是参与了此战,可见,作为项梁统一指挥的一场大决战,刘邦集团只是部分接敌,而不是全军压上。也就是说,主角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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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追击战败撤走的章邯所部,“(楚)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濮阳之战是先野战,再守城,野战中秦军战败,又组织起力量守卫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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