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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阿之战”的记载不多，我们就连贯起来观察，一直到项梁战死前，这个阶段的刘邦集团的动向，还是得看看“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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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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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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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周二人的前期作战经历非常丰富，几乎跑遍地图，远超同侪，可以作为地理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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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周勃的记录里夹杂着奇怪的词语——“定魏地”，而曹参的记录中也明显少一个“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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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樊哙与夏侯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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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汉书》作阳城），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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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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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樊哙和夏侯婴，一个是大保镖（后来也任“郎中”），一个是大司机（即“奉车”），肯定是“常从”者，在本传里也要强调，而且这个文本强调，本身就是当时记录中的“一种功绩”，类似的公文词汇就是“常从”“常奉车”，而专门描述兵种功绩特征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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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先至城下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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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兵——“以兵车趣攻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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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疾斗”“战疾力”“疾力”“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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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些，再来分解上述记录就能读懂隐藏的信息了，那就是，刘邦本人的行动轨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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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濮阳——城阳——户牗——雍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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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城阳是纯攻城战，所以樊哙为“先登”，这是攻城专有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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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济阳、户牗、雍丘之战则是野战，所以夏侯婴指挥兵车突击，立功升爵，而濮阳之战最为特殊，有野战、有攻城，所以夏侯婴和樊哙均有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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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反过来看曹参、周勃就复杂了，曹参攻“爰戚”“亢父”两县，均有“先登”之功，而周勃则攻“爰戚”“东缗”。也就是说，曹、周二人肯定不在刘邦本部，而是在前扫荡至东阿道路的先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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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属于主力，所以，负责攻克亢父和爰戚，而周勃部则参与了扫荡爰戚和东缗的战斗，却并未“取之”“克之”，而是在项梁、刘邦主力大军来临时，转向了砀郡的“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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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到，章邯大军至“栗”后击败了朱鸡石、余樊君。也就是说，栗县已经被秦军占领，在这之后，刘邦部下的曹参、周勃都攻击了章邯军的车骑部队，也就意味着，要么是“抄”了集中在栗县的秦军后路；要么就是在章邯主力北上转向临济进攻魏王咎的过程中，“抄”了秦军的后路，攻克了蒙县和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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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栗县归属于秦的结果，所以，本来在楚国西部边境驻守的周勃军在北上单父、东缗、爰戚的过程中，得知栗县的秦军有异动，返回镇压是完全有可能的，而这次小战斗的结果是，“取之”。也就是说，栗县也进入了楚国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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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周勃在“东阿之战”前还攻克了“齧桑”。“齧桑”之地，在丰、沛附近，这次事件不知原委，很有可能是“邑”中百姓难以承受“义军”的盘剥，在项梁、刘邦的主力北上空虚后发动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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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自刘邦起兵反秦已近一年，仅丰邑就来回攻战三次，沛县作为泗水交通要津，往来的秦军、景驹楚军、项梁楚军、刘邦楚军如过江之鲫，前前后后二十万不止，百姓之苦可以想见。但是，周勃的偏师很容易“先登”扑灭了这个小火苗，转头参与本部的“东阿决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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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之战”中，刘邦、曹参、周勃、夏侯婴、樊哙俱在，但是樊哙和夏侯婴的表现明显不多，樊哙无记载，而夏侯婴则是“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此处加了“太仆”，而不是常规的“常奉车”，有可能是刘邦本人、亲卫并没有冲锋陷阵，而是给刘邦驾车参与了野战立功，实际上是“团队功”，因而升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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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曹参，则是“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陷陈”通“陷阵”。“陷阵之功”，也是一种战场功绩表现的描述，即先锋突击敌军阵列，而周勃则只是参与了此战，可见，作为项梁统一指挥的一场大决战，刘邦集团只是部分接敌，而不是全军压上。也就是说，主角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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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追击战败撤走的章邯所部，“（楚）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濮阳之战是先野战，再守城，野战中秦军战败，又组织起力量守卫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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