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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却任命了魏国地盘的地方长官,即以刘邦为“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这个“砀郡长”和“将砀郡兵”职权重复,必有深意,分解一下,应该是“砀郡长”实为“魏国”的“砀郡长”,而“武安侯”却是楚国的列侯,“将砀郡兵”则是代表楚、魏共主楚怀王统一指挥在砀郡的楚军、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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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曹参封邑在薛郡,仍旧“迁为戚公,属砀郡”。也就意味着,“将砀郡兵”的范围远远超过“砀郡”本身的地理区划,而是一个指挥权、管辖权范围,这个范围又与魏王豹率数千人“复徇魏地”的区域相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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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两人至少应该属于同一个“方面军”,也就是“魏地”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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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豹要楚怀王“予兵”,说明手头军事力量有限,刘邦则手里有一万多人马,却没有足够的名位加持,所以,楚怀王把魏豹“借给”刘邦当作招牌,为“西略地”收罗散兵游勇,两人其实算是各取所需的完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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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魏豹从彭城出发,带着自家的“魏将”“魏申徒”,并与怀王派出的“楚军”同行,逆谷水西进,经萧县、下邑转至栗县,其目的地应该是魏、楚、秦军曾来回拉锯的睢阳、襄邑、雍丘一线,谋求扩军、拓地,而且在章邯主力北上之后,睢水沿线属于相对比较安全的战场,不需要面对秦军主力,这也应该是刘邦与魏豹之间的“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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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刘邦名义上“将砀郡兵”,其实砀郡本身也被分成了两块,一块为秦军控制区,一块为刘邦与魏豹控制区。但在整体的名义上,魏王豹是魏国的“继承人”,刘邦则只是“将领”“地方官”,所以肯定是魏王豹为“尊”,刘邦为“卑”,但在指挥上,又是刘邦“主”,魏王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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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尴尬的关系,让刘邦对于这个时期的经历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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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魏豹合作之初,刘邦为魏豹北上“略定魏地”,魏豹为刘邦稳固砀郡后方,输送力量,两人分处两地,合作还算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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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系现实存在的证据,就是《史记·傅靳蒯成列传》中记录的“十八功侯”之一的傅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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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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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杠里之战,界定了傅宽投效刘邦的时间下限,即“秦二世三年十月”。而“横阳”是地名,位置在睢阳左近,但本身就是睢阳的“贩缯者”的灌婴,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的记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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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之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败杀项梁,而沛公还军于砀,婴初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杠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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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灌婴是在回撤途中加入的,而傅宽却是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也就是说,他本人原来是魏军的“骑将”,在横阳加入了刘邦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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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史记·傅靳蒯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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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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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宽明确写作“以魏五大夫骑将从”,故而有“高爵”之说。至曲遇之战后,即赐“卿爵”,而信武侯靳歙则只提及“以中涓从,起宛朐”,至开封东北一战结束,已封爵为“临平君”。说明靳歙的起家爵位相对于傅宽只高不低,那么,他的“高爵”要么是魏国的,要么是楚国的,才能得到刘邦集团的承认,秦爵肯定没法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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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至霸上”封“建武侯”的靳歙与同乡起兵“至霸上”封侯的陈豨,都应属于“别将”,甚至就是“魏将”。对于愿意服从领导的“魏将”,手握楚怀王“尚方宝剑”和“魏豹”这个牌坊的刘邦是尊之、用之、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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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即在成武、杠里大破秦军主力王离所部却受挫于昌邑的刘邦和在栗县向前推进困难的魏豹,都接到了楚怀王“北上救赵”的指令,可魏豹部不但无力北上,还在栗县遭遇了秦军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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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刘邦驰返栗县,以“救赵”的大义名分,将楚怀王借予魏豹的刚武侯(《汉书》作刚侯武)所部4000多名楚军吞并,并将魏豹所率领的皇欣、武蒲所部魏军全部控制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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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一个可能性猜测就是由于刘邦所部更靠北,交通便利,很可能已经掌握了赵国战场的最新信息,所以,刘邦选择更加专横、直接的方式,来占据“魏地”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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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武侯陈武也名柴武,前元年自薛起兵,属于楚将中的老资格,但是势力明显发展不快,从2500人到4000人,被刘邦一举吞并,而魏将皇欣(也作皇䜣)和魏申徒,也就是“司徒”武蒲的地位高些,属于“将、相”,也就没有吞并,属于驱赶着一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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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武蒲,他的名字与西汉的梁邹侯武儒音近,《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表述侯功很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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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初起,以谒者从击破秦,入汉,以将军击定诸侯功,比博阳侯,二千八百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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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八百户,侯第排名前二十,绝非无名小卒,却并无功绩可循,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功臣表”中有“定诸侯功”字样的,往往属于高阶的“投附者”,如雍齿以赵将从,周苛以秦卒史从,或是董渫“功比厌次侯”,而厌次侯陈平是以魏太仆、楚都尉的身份来投,另一个确知事迹的郦食其,也属后来者,不过其封户数只有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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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武儒即武蒲,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并不能作为实证,但以上的信息已经足以表明,刘邦“西略地”的过程中,恰恰是其军事集团进一步扩张的“大机遇”,尤其不能忽视魏豹这个魏国合法继承人在魏地豪杰中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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