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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将军（编制为“军”，有将军、副将军）、裨将（也称“将军”，编制为“裨”）、校尉（编制为“校”）、司马（编制为“部”）、候（编制为“曲”）、官长（编制为“官”）、队头（编制为“队”）、火子（编制为“火”）、列头（编制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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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项氏初起兵时的“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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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自任“会稽郡守”，即“郡将”，以项羽为“裨将”，之下为校尉、候、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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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和“车兵”先不讨论，先看看记载最详尽的“步兵”部分。对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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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伍长（5人）——什长（10人）——屯长（50人）——百将（100人）——五百主（500人，内短兵50人）——二五百主（1000人，内短兵100人）、司马、候（未知）——国尉（应有10000人，因内短兵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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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伍长——什长——未知（有独立军官称“士吏”，在县中则称“校长”，编制称“队”）——五百将（也称“五百”“卒长”，编制称“官”）——候（也称“千人”，编制称“曲”）、——司马（编制称部）——校尉（也称“军尉”，编制称“校”，简牍中无编制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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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烈头（5人）——火子（10人）——队头（50人）——官长（100人）——曲候（200人）——部司马（400人）——校尉（800人）——裨将（1600人）——将军、副将军（3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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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马——候——校尉——裨将——将军（无编制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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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四个制度记载的“相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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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长（火子）——什长（列头）——（不同）——候、司马、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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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两部分，一个是“司马、候”的变化；一个是“屯长”至“二五百主”之间编制的变化。最基层的什伍部分，反倒只是改了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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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变化，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即“尉”为军之主官，司马、候只是其下的“军吏”，与其并列的还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同级的还有“二五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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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商君书·境内》记录时代的秦军编制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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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其中含司马、候）】与“二五百主”——五百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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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与《二年律令·秩律》时代的西汉初期军吏管理序列有承继性，即司马、候秩级有差，却不体现编制的上下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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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另一处变法，则变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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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和（3）中，根本没有统兵500人的编制层级，而只保留了100人、50人两级，且（2）和（3）中，统兵100人的编制都叫“官”，只是主官名字不同，一为“五百”、一为“官长”，可以视为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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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和（3）中，统兵50人的编制都叫“队”，只是主官名字不确定，已知者为“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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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中有“五百主”，（2）中有“五百”，或称“五百将”。两者之间应有承继关系，但所辖兵力，（1）为500人，（2）为100人，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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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摆出来了，如何解释呢？变化的轨迹是什么样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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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矛盾点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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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军”这个编制，到底是10000人，还是3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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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官”这个编制，到底是500人，还是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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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境内》记录的秦国“军尉”统辖一个独立作战单位，以1/10的“短兵”比例看，必为“万人之军”，“将军”的“短兵”则是4000人，总兵力应为4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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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汉制”的“军”，已经不再以“尉”为统帅，一个独立作战单位以“将军”统率，总兵力为3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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