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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变化，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即“尉”为军之主官，司马、候只是其下的“军吏”，与其并列的还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同级的还有“二五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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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商君书·境内》记录时代的秦军编制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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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其中含司马、候）】与“二五百主”——五百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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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与《二年律令·秩律》时代的西汉初期军吏管理序列有承继性，即司马、候秩级有差，却不体现编制的上下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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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另一处变法，则变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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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和（3）中，根本没有统兵500人的编制层级，而只保留了100人、50人两级，且（2）和（3）中，统兵100人的编制都叫“官”，只是主官名字不同，一为“五百”、一为“官长”，可以视为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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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和（3）中，统兵50人的编制都叫“队”，只是主官名字不确定，已知者为“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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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中有“五百主”，（2）中有“五百”，或称“五百将”。两者之间应有承继关系，但所辖兵力，（1）为500人，（2）为100人，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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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摆出来了，如何解释呢？变化的轨迹是什么样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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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矛盾点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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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军”这个编制，到底是10000人，还是3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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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官”这个编制，到底是500人，还是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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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境内》记录的秦国“军尉”统辖一个独立作战单位，以1/10的“短兵”比例看，必为“万人之军”，“将军”的“短兵”则是4000人，总兵力应为4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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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汉制”的“军”，已经不再以“尉”为统帅，一个独立作战单位以“将军”统率，总兵力为3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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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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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同样的出兵规模，“汉制”下的“将军”要比秦朝多得多。更直白地说，西汉的“将军”远不如秦朝的“将军”值钱，同级编制也应该比秦朝小得多，那么，在秦汉之交，到底发生了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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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还在《墨子》这本书里，见《墨子·备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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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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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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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守卫之法是每五十步男子十人，成年女子二十人，老小十人，共计五十步四十人。城下守楼的士卒，则需要一步一人，计二十步二十人。按城的大小以此为标准，才足以守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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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在城墙上防守的，每十个人，要配六把弩，四支兵器，成年女子和老少，每人一支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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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在城中防守，还有在野外作战的情况，见《墨子·备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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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攻以遂，十万物之众，攻无过四队者，上术广五百步，中术三百步，下术五十步。诸不尽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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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韵》解“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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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醉切，音燧。六乡之外地。一曰道也，通作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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