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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虑侯周灶：以卒从起砀，以连敖入汉，以长都尉击项羽，有功，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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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侯华寄：以舍人从起薛，以连敖入汉，以都尉击项羽，后攻韩王信，侯，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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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侯吕它之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入汉，以都尉定诸侯，功比朝阳侯。婴死，子它袭功，用太中大夫侯。[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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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婴为诸吕之属，这个记载很明确，可见其归属，但却没有“至霸上”，与周灶、华寄类似，且四人无一例外，无“还定三秦”之功。可见，他们哪怕进了汉中，也一定是“守家”的角色。如果“入汉”代表的只是归属汉军，那么，防守的城池就更远在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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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几个人直到汉二年之后，才有所表现，也就是彭城之战后，见《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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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兴关内卒乘塞……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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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大败之际，关中的汉军聚集了全部“诸侯子”到栎阳都城守卫，更拔掉了废丘，灭亡了章邯的雍国。之后，则迅速恢复了关中的统治秩序，动员关中卒“行戍”，自然也就可以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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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刘邦在前方收卒再战时，关中诸将也带领武装起来的“关中卒”杀到了荥阳，在荥阳以南的京、索击败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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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为什么这几位连敖都落在了后面，哪怕是“大将”韩信，也没有出现在彭城之战的战场上。因为他们正在巴蜀、汉中、关中，或是关东的地盘上整理后勤、编练部队，这也恰恰是连敖的本职，正如在夏侯婴推荐下跃过龙门的“治粟都尉”韩信，顾名思义，也只是管理军食的“粮官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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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170699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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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六节 为什么萧何是“客”，曹参是“中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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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了“连敖”，就该说一说《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录韩信担任的“连敖典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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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应予断句，即“连敖，典客”，前为官职，后为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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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中提到的，“连敖”职名在楚制中的出现，与“莫敖”的执掌就是“一主一客”，王族同姓自然是“主”，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不断扩张征服的外姓，自然就是“客”，比如刘邦家族，自大梁迁居“丰邑”。这一城的“故梁徙”，在楚国的“名籍”登记体系下，自然也属于“客”，也就是“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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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代，“客”其实非常普遍，以秦国为例，即有“客卿”与“邦客”之别，“客卿”甚至可以在秦国封爵，如《秦宗邑瓦书》即授予“客卿”以“宗邑”。也就是说，以“客”为名，也要看和“主”的关系远近，身份地位高者，则为“客卿”，低者，则为“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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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墨子·号令》里也记载了类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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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卒守主人，及以为守卫，主人亦守客卒。[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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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卒”，即外地来帮助防守的士兵，在参与守卫的同时，主人还要防备他们。这一记录和秦律中的概念划分，表明了一个今人难以理解的，当时的“通行理念”，那就是，“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是以“邦”来区分的，其范围，要比今天理解的“国籍”概念要小，哪怕都是“一国”人，不同的“邦”之间，也需要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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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的问题，最鲜明的记载，即在李斯的《谏逐客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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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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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首是百姓，宾客是士人，抛弃黔首是资敌，阻止宾客也是资敌，而其背景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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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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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逐客”之议，起因是郑国间谍被发觉，他的主要工作是修渠，秦宗室大臣提出“一切逐客”，包含的是“诸侯人来事秦者”，这就不仅仅包括“士大夫”，而是包括李斯所说的黔首和宾客两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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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粗略划分，只要是“诸侯人事秦者”，都是“客”，也就包含在“邦客”的法律概念之内，而其中的“士大夫”，享受特殊的礼遇，所以区分为“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