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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王陵绝对是汉家忠臣，在丰邑“从起”之后，就以“厩将”的身份独立占领了东郡、南阳郡，并跟随汉军至霸上，汉国建立后，一直守卫丰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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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他“别定南阳”，才有了上文中他“居南阳”的记录，信息对照一下可知，当时只有一个王陵在南阳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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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记载冲突，核心在于“句读”，《汉书·高帝纪》记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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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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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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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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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比《史记》缺“西陵”二字，所以，并非王陵降刘邦、降楚，而是王陵作为分部将领，降下“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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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著述时，已经由于资料的湮灭，不了解王陵的身份角色，只见到了“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就觉得王陵是“不肯从”的小势力，既然“不肯从”，自然需要“降”一次，所以，以“西陵”二字为衍文，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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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恰恰相反，高武侯鳃、襄侯王陵应该就是汉朝的“临辕坚侯戚鳃”和“安国武侯王陵”。只不过，他们的“列侯”之位不是刘邦封的。在这个时间点，楚国的“武安侯”刘邦并不是“襄侯”“高武侯”的主君，只是他们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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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高帝纪》中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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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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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西进，并不是代表“汉”政权略地，此时还不存在这个旗号，他只是“楚”政权的武安侯、砀郡长，统领的大军也是“楚军”，所以，楚怀王给了他名义，让他收罗陈胜、项梁在各处的残部散卒，他只是代表“楚”政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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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来说，王陵这个“襄侯”的封地，前人穿凿对应南阳郡的“穰县”，其实有误，真正的封地是在“襄城”，地在砀郡。也就是项羽在章邯灭陈胜攻项梁时，曾经“别将”屠戮过的“襄城”，也非颍川郡的“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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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获得“襄侯”之封，必须结合雍齿的经历来看，见《史记·高祖本纪》《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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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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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二年四月，刘邦）击丰，拔之。雍齿奔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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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方侯雍齿）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侯，二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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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大体可以勾勒出雍齿的经历，即秦二世二年十二月叛变，被魏国封侯，至秦二世二年四月，楚军攻克丰邑，雍齿出逃；同月，魏王咎被章邯围困在临济，魏相周市至齐、楚求救；两个月后，魏王咎自杀，临济降秦；秦二世二年七月，魏王豹逃奔东阿，依附齐国田荣败军，再次被秦军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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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魏国诸军应四散奔逃，所以才有刘邦后来在栗县收皇䜣、武蒲等魏将，彭越在巨野泽收魏军“散卒”，而雍齿则自行奔赵，至“前三年”随项羽大军入关，再奔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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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齿与王陵关系很好，区别是他举旗反叛并出奔，而王陵则为“厩将”，与刘邦合作，张良这个“厩将”归属于“韩”，王陵这个“厩将”自然只能是归属于“魏”，与刘邦的关系，仍可以视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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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章节对魏王豹作用的钩稽，这位“真魏后”并没有被立为魏王，却一直在与刘邦合作，所以，王陵跟随刘邦并不代表他屈居刘邦之“下”。他是魏国的“襄侯”，刘邦是楚国的“武安侯”，按照战国的标准，都是封君列侯，不存在“君臣之分”，只是楚怀王是诸侯“纵约长”，魏王豹还要依附于他的羽翼下，所以，刘邦得以用“将砀郡兵”的权限管辖魏将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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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功臣表”中写作“以客从起丰”的王陵，并不能天然视为刘邦的臣属。这个进程，甚至在“汉国”建立之后，仍未完成，所以才有“居南阳，不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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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系列的记载都表明，刘邦集团在转战的过程中，哪怕是最早跟随刘邦“从起”的部属，一样与其他义军有“交流”，今天属楚，明天属魏，后天属汉，近乎常态。而“客”，正是其中的高阶者，一个个“石榴籽”的小核心，依靠刘邦日益上升的权柄地位将整个集团紧紧包裹在一起，簇拥着他个人魅力维持的组织内核，构成一个在外人看来机会更多的全新政治体，而并非从一开始，就以“丰沛列侯”为核心，形成一层压一层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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