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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群臣的反应，也说明他们理解了这一点，所以，“皆莫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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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侯”们仍旧在“集议”中坚持捍卫“军功”这个“客观标准”，所以才有“皆曰”曹参为第一。由此也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军功列侯集团”可以称为一个“集团”的话，它的首领从来都不是功臣第一的萧何，而只能是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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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列侯”们的“皆曰”，并不代表整个“军功集团”，在刘邦“已桡功臣”之后，关内侯鄂千秋站了出来，他的话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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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高祖曰：“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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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千秋由此建言之功晋封列侯，这话单纯是在说萧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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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实际上鄂千秋作为“次等功臣”的关内侯，直接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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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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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是攻城野战之功第一，他这样的人肯定没有100个，但是功臣列侯恰恰有100多个，等于是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只要刘邦有关中在，有文吏集团维持统治，“功臣列侯”已经一文不值，而这实际上是刘邦内心的独白，故而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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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史记·萧相国世家》的文字中没有记录“列侯”“群臣”的反应，毫无疑问，当皇帝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任何“据理力争”都是苍白的。这时候，刘邦才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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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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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前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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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们在汉朝建立之后的恣意妄为，引发了刘邦的厌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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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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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刘邦的“为简易”只能是以个人关系或是上下级关系来统领群僚，而叔孙通定朝仪和封侯定位次，本质上都是确立“君臣秩序”，将“主客关系”“上下级关系”“亲戚关系”彻底转换为纯粹的“君臣关系”，也就是由刘邦集团的“首领”，一跃成为秦制帝国的“皇帝”，那么，“贵”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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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刘邦不能“站得更高”，那就只能让群臣、列侯、功臣们“跪得更低”了，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君臣之间的“相对高度差”，也就是权力意义上的“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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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鄂千秋的表态，最大的价值在于代表“次等功臣”群体发声，如果“顶级功臣”不老实，“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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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台词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只要皇帝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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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阶层身份的功臣，还有宋昌、张武，见《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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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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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武侯宋昌）以家吏从高祖起山东，以都尉从荥阳，食邑，以代中尉劝王，骖乘入即帝位，侯，千四百户。[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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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武的地位如何无从确知，但他在代国任郎中令，应也是高帝时代的“次等功臣”，而宋昌很明显是高帝功臣，且有食邑。他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张武等人说的是，这些汉朝大臣都是大将出身，不是什么好人，野心也都不小，只是被刘邦、吕后压制，现在实在不可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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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昌相当于力排众议，直接提出了三条刘氏帝位无可动摇的理由，并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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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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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大臣们想要反叛，百姓不愿被他们驱使，难道他们的党羽可以专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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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宋昌也考虑了“汉大臣”叛乱篡位的可能性，作为“军功集团”一分子的他，为什么和张武有类似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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