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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以坚守荥阳，赐爵为广武君，秩六百石。苍，壮平君……赘，威昌君……丙，五大夫……皆故楚爵，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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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叙述新郪县令“信”和同案犯的过往封爵，注意其中两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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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楚爵，属汉以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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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诸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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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的“楚爵”肯定不是项羽的“西楚”，而是“楚国”。也就是说，楚汉之交，也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于战国末年、秦朝初年“改朝换代”的爵位变革。从经历来说，新郪县令“信”一直是在汉王刘邦麾下，却也由“故楚爵”，“属汉以比士”，“比”的用法在上文中“蛮夷君长”处已有，实则是“同等待遇”之意，后来又赐“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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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西汉初年由“楚爵”到“汉爵”的过程，是以刘邦集团授出的“楚爵”为基准，一同转化为“汉爵”。那么，自然不会混杂“秦爵”——“荆大夫”“荆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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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史料中，类似这种“写法”的也有，见《汉书·高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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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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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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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睢阳令〔从〕高祖初起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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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楚子”“韩家子”，以“国名”标记身份，真正对应的，自然是“诸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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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法律文书上要求标明“是否诸侯子”，意味着“诸侯子”这个群体在秦汉之际属于特殊群体，而汉初的图籍资料本就为萧何取自秦宫，地方上自然也是延续秦制，那么，这个标识，极有可能也是延续自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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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学术界对“诸侯子”的身份多有争论，李开元先生认为，“诸侯子”就是籍贯在原六国故地的、参与刘邦反秦战争的“诸侯人”，其实不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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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磊在《“诸侯子”小议》一文中指出，“诸侯子”应该是“楚国及诸侯支系宗戚之从军者”，即六国的旧贵族子弟及他们的徒众，或者仅限于他们本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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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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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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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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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汉兴之初是将“诸侯子”视为可靠力量召集到太子所在的都城戍卫，并在罢兵之后享受特殊的待遇。这些人只能是六国的“旧贵族子弟”，在汉初的特殊时期，他们虽与普通黔首享受同样的爵位，却要在文书中特殊标注，既是以“血统身份”来强调他们比“秦民”更为可信，也是对他们的“个人能力”有所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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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非常简单，在战国、秦、汉的社会背景之下，世袭血统贵族的家族教育，或称“家学”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智力资源，秦朝的“学室”可以教授“史子”，却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军事贵族，而秦汉的“军功授爵制”，可以通过斩首选拔出“兵王”，却绝不可能在文盲中制造出“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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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史记·乐毅列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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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二十余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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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祖父是名将乐毅，孙子就能受封封君，在今天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名人集邮”，在当时，却是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举动，就是“千金买马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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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姓名可辨识的“荆不更”多为“氏+名”的多字登记，而“不更”则多为单字“名”，而且，“荆不更”的“氏”很有说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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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黄、宋、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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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黄均确定出自芈姓，楚国又有宋玉、郑袖、李园，似也可印证，“氏”为“血统贵族”出身之标识，“荆”则是区别其血统源自楚系。如果更多的简牍出土，或许还会有“齐大夫”“赵不更”之类的称谓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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