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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睢阳令〔从〕高祖初起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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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楚子”“韩家子”，以“国名”标记身份，真正对应的，自然是“诸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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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法律文书上要求标明“是否诸侯子”，意味着“诸侯子”这个群体在秦汉之际属于特殊群体，而汉初的图籍资料本就为萧何取自秦宫，地方上自然也是延续秦制，那么，这个标识，极有可能也是延续自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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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学术界对“诸侯子”的身份多有争论，李开元先生认为，“诸侯子”就是籍贯在原六国故地的、参与刘邦反秦战争的“诸侯人”，其实不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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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磊在《“诸侯子”小议》一文中指出，“诸侯子”应该是“楚国及诸侯支系宗戚之从军者”，即六国的旧贵族子弟及他们的徒众，或者仅限于他们本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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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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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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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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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汉兴之初是将“诸侯子”视为可靠力量召集到太子所在的都城戍卫，并在罢兵之后享受特殊的待遇。这些人只能是六国的“旧贵族子弟”，在汉初的特殊时期，他们虽与普通黔首享受同样的爵位，却要在文书中特殊标注，既是以“血统身份”来强调他们比“秦民”更为可信，也是对他们的“个人能力”有所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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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非常简单，在战国、秦、汉的社会背景之下，世袭血统贵族的家族教育，或称“家学”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智力资源，秦朝的“学室”可以教授“史子”，却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军事贵族，而秦汉的“军功授爵制”，可以通过斩首选拔出“兵王”，却绝不可能在文盲中制造出“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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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史记·乐毅列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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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二十余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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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祖父是名将乐毅，孙子就能受封封君，在今天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名人集邮”，在当时，却是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举动，就是“千金买马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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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姓名可辨识的“荆不更”多为“氏+名”的多字登记，而“不更”则多为单字“名”，而且，“荆不更”的“氏”很有说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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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黄、宋、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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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黄均确定出自芈姓，楚国又有宋玉、郑袖、李园，似也可印证，“氏”为“血统贵族”出身之标识，“荆”则是区别其血统源自楚系。如果更多的简牍出土，或许还会有“齐大夫”“赵不更”之类的称谓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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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照上文中所提及的汉初标识“诸侯子”的管理方式，也可以理解，秦朝户籍中标识封爵者国别的必要性，只不过与汉初完全相反，这是在标明“不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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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6号木牍黑夫、惊的家书中都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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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人盗，衷唯毋方行新地，急急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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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新地”有盗贼出没，请衷不要去新地，急急急。更具体地说，“新地人”好“盗”，不只是偷盗，还有强盗、盗贼之意，可见在基层的百姓中，已经有这种“分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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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牍所见的秦朝统治“新地”措施上，又会区分“新黔首”“新地吏”，乃至于以“故徼”为界设计镇压“反盗”的关中军事动员，可见，秦朝中央并未幻想“四海一家”，而是以“故地”为“可信”，以“新地”为“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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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六国旧贵族”在秦朝治下身份不变、特权保持，唯一的问题就是作为“被征服者”不受信任，以及距离国家权力核心的距离过远，只能在郡、县组织沉沦下僚。但除了张良这样的权贵子弟，对于大多数“旧贵族”而言，这方面的机会，统一前后差别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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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复辟六国”的动机，那么，又为什么要“反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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