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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项羽与“义帝”的关系是什么？见《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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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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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的解释非常直白，为了反秦的大目标，所以才“假立诸侯后”，“假”就是“权宜”“代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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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下面“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这句话就有不同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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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义帝没有功劳，所以，诸有功将相，应该分裂其名义所有的天下土地而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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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管“义帝”没有功劳，但仍旧应该分给他土地，立他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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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史记》的表述，项羽率领入关灭秦的诸将，立楚怀王为“义帝”，然后宰割天下，实质上已经废止了诸将出身的各诸侯国的王权。这是以“楚”之君夺“五国”之君的土地，也就是最后一次利用“义帝”的名义，“先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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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地”之后，再换一个标准来“分”，就是“功劳”，并明确点出“义帝虽无功”。“虽”如果不是衍字，则代表着项羽的本心，仍是要给“义帝”留一国诸侯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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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项羽以“灭秦功劳”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后，已经成为新的“天下主命”，而非取自“义帝”，“义帝”已经成了“战国秩序”下的“周天子”，而非“西周秩序”下的周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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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项羽自此已经开创了新朝，刘邦是十八王之一，自然在他的“主”下，所以，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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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义帝”不但没有帝王“本纪”，连诸侯“世家”和名人“列传”都没能进入。而之所以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以“义帝”纪年，并非“尊义帝”，而是为了与“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正统故事配合，含糊解释汉王刘邦“以下犯上”的悖逆行为，正如刘邦在当时采取“为义帝发丧”的政治号召一样，他对项羽的讨伐，不是“以臣伐君”，而是“定暴止乱”，即“以臣伐臣”，唯有在“义帝”之下，才能实现楚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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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口径也见于《史记·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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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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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关怀楚”即背弃“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又放逐义帝自立，总结即为“暴”字，再看上文中提及项氏，“虐戾灭秦”“项氏遂乱”，而汉室则是“拨乱诛暴”。这也是汉武帝时代司马迁统合全书“楚汉之争”时代的历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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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谓“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和“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主体，根本就不包括“义帝”，而是秦——陈胜——项氏——汉。这也和前后文呼应，因为“号令三嬗”配套的是陈胜、项氏、汉家，“天下三嬗”配套的是“秦”、“楚人”、项氏、汉。而之所以前人学者困于“义帝”，归根结底则在于“秦亡”与否，秦未亡则正统无从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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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逻辑表述，太史公已经在“用字”上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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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令”，实为天下人认可，而非“正统”接续，说的是“秦”与“反秦”的“阵营”权力交接，由秦一统至陈胜起兵，陈胜身死由项氏灭秦，汉家灭项氏止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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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则为正统变革，说的是“天下”的执掌，“秦朝”至“张楚、景驹之楚、义帝之楚，都是一贯的楚”，再到“项氏之西楚”，最后到“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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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太史公的说法毫无矛盾，正好解释圆融。原因就在于他从历史的角落里寻访了真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项氏”，补上了这块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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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刘邦时代的官方口径，则是忽略“义帝”“项氏”，直接接续秦末、陈胜，正如汉初“占星家”们的“无政治责任”写法，秦始皇直至汉高祖，纪年一竿子到底，才是汉初的“政治正确”，随手加个“张楚”的备注也不算错误。这种表述与《史记·天官书》中的说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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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补上“西楚”“项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当时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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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立国80年后的“史官”，司马迁不可能像“占星家”一样大而化之，统绪必须分明。他要补上这一年之缺，就得重提项羽，要重提项羽就不得不提“义帝”以分“高祖”之谤。这是一环套一环的解释，而且他笔下的项羽之亡也完全是“贪暴”所致。也就是说，《史记》相关编撰非但不是“错谬”，而恰是司马迁在所处历史环境下“遗事钩沉”的“秉笔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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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刘邦对陈胜如此推崇，难道他不应该对“六国后”更加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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