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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的“严谨解释”不等于在西汉初年的“解释”，文本的自圆其说，并不代表事实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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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因为西汉初年政权草创，利益牵扯极多，对诸多王朝“合法性议题”的定论，往往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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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汉初的“水德”推定，乃至于汉为“水德”服色却定为“外黑内赤”，而旗帜仍旧如旧的“尚赤”；到了汉文帝时代又争论汉实为“土德”，直到汉武帝时代才正式改服色、正朔，算是尘埃落定；至于汉景帝时代辕固生与黄生对于汉高祖是“汤武革命”还是“篡逆”的争论，更是直接被皇帝亲自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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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历史遗留问题太多，才给后人提供了那么多“自圆其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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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自圆其说”的《史记》，与帛书《五星占》中将“张楚”视为特殊时间点的类似说法，在《史记·天官书》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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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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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秦始皇之后即接“张楚并起”，进而为项羽合纵诸侯灭秦，然后是汉之兴，也可以说是“三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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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中为先代帝王设守陵户的记载可知，这种认知矛盾可能自刘邦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司马迁只是面对矛盾百出的官方记录进行了“挑战”和“记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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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必须注意视角的区别，总计有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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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高祖本纪》纪年，这是汉初视角，正统为秦始皇帝——二世皇帝——刘邦，但是承认陈胜为“楚隐王”，不提“义帝”“项梁”“项羽”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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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纪年，正统为秦二世——义帝，陈胜为“义帝”之楚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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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叙述的三家为陈胜——项氏——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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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太史公自序》，叙述的三家为楚人——项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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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天官书》，叙述的三家为张楚——项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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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对照后可知，就是两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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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楚（张楚、陈胜、义帝）——项氏——汉（包含上述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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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始皇帝——二世皇帝——陈胜——刘邦（包含上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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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一目了然，就是对“项氏”地位认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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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刘邦的认知中，“义帝”和项氏，属于被遮蔽的部分，并不希望将其视为“正统”，但这就存在一个逻辑漏洞，那就是，“时间溜走了”，陈胜的“张楚”只有不到1年，到“汉元年”还有1年多的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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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汉的官方叙事而言，这种“小问题”无所谓，但是到了“修史”的时候，“时间”就成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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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马迁必须明确“三嬗”，才能补上这中间的时间空缺，而《史记》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却无“秦二世本纪”“陈涉本纪”和“义帝本纪”，已经表明了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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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事迹附丽于《秦始皇本纪》之后，“陈涉”事迹单列于《陈涉世家》，就是将陈胜起义建立“张楚”秩序之后与“秦国”的对峙，视为“有土诸侯”与“非正统皇帝”的对峙，既没有“秦朝”，也没有“楚朝”，而是“秦楚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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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帝”无本纪而项羽有本纪的原因，则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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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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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西楚为“主伯”，诸侯中的“家长”“长子”，且项羽自此开始为“天下主命”，也就是主宰，为十八位诸侯王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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