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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佗的本职只是龙川县令。按照服虔的注释，任嚣在死前伪造诏书，任命赵佗为南海郡尉，赵佗才有资格下公文，以防备北方群盗的名义封闭关口。之后，他又以“秦法”将秦朝正式任命的“长吏”，也就是令、丞、尉杀掉，派自己的党羽代理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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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项梁、赵佗的行径如出一辙，都是诈称“秦吏”统御部众，而非举大旗立“六国后”反秦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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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项梁从起兵到占领整个会稽郡的过程中，一直打的是“秦军”旗号，佩的是“秦吏”的大印，下的是“会稽郡守”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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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真正走向“反秦”其实靠的是一个契机，一个人，甚至只是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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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纸是一个叫“召平”的人送来的，见《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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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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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人召平遵照陈胜分兵略地的指令回广陵老家武装游行，吓唬对方投降，没办成，又听说陈王大败，秦兵东来，就南渡长江至吴地，假传陈胜诏令，任命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对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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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将召平矫拜项梁为楚柱国，急西击秦。[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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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项羽本纪》中的“楚王”指的就是“张楚”。因为这个时候只有这一个“楚政权”，所以，“召平”是把项梁视为“张楚”的救命稻草，用“上柱国”这个执政的职位诱惑项梁西征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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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谎言”，毕竟“张楚”起兵之初就诈称“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作为“旗号”的家族代表被任命为大将、执政完全在情理之中，就算他明知是假，反秦共主“张楚”政权的二号人物，也完全值得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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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江东的猛虎出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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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完项氏起兵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一次“水到渠成”的夺权，与刘邦在沛县城下，反转、反转、再反转的经历相比，几乎没有任何波澜，多达8000人的江东子弟兵“本钱”就握在了项梁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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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过程的顺遂，往往并不是运气的加持，而是绝对实力的碾压，杀鸡用牛刀，则意外就少，那么，项梁到底隐藏了怎样的实力，或者说，顺应了什么样的潮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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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复原真相，只能猜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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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将项燕自杀之地在“蕲县”，其子项梁在栎阳入狱，是“蕲县狱掾”曹咎写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得以脱罪，项梁由此率宗族避仇江东，杀人大罪，在绵密的秦法体系下，竟然因为两个“县令史”，也就是“刀笔吏”的书信就抹平了。这个前罪犯，又在秦吏的眼皮子底下，铸造大钱、聚集甲兵、蓄养死士、训练宾客，一郡长吏还对他礼遇有加，甚至要邀请他合作反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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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这些也就算了，真正的巧合在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首义的“大泽乡”，就在“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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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陈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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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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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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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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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蕲县”境内诈称“项燕”，攻大泽乡后，“收”而攻“蕲”。按照秦制，大泽乡应驻扎有亭校长和亭卒，“亭部”存有“五兵”，作为区域性的小堡垒，900名“斩木为兵”的戍卒，也没有经过战斗，直接“收”了，说明很轻松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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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下”的“下”，注释说是，“兵临而即降也”，此时陈胜、吴广的兵马仅仅获得了一个“亭部”的“五兵”，还只是乌合之众，结果，对手又“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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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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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县狱掾”曹咎当然没有理由跟随项梁宗族避仇，肯定还在县中，他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史无明载，当他再次于史书中出现，已经是楚汉之争守成皋，职务是西楚的“大司马”，位高权重。我们只能猜测，他很可能早在陈胜时代，就参加了“首义”，并为“陈王”贡献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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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刘邦仅仅以沛县一城之地，“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一乡到一县，不是简单的人力数字的叠加，还有“县仓”中的粮食，“少内”的钱币、物资，“库”中足够武装数千人的兵器，如果说之前他们是“乱民”，此时就已经变成“叛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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