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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焚烧栈道向项羽表示不想东归,这是张良的“计策”,既是对外,也是对内的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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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南郑,汉国建立,“考察期”才算结束。这部分“客卒”的处理,就成为汉政权的新问题,如何消化他们纳入系统,需要一系列的手段。所以,萧何才会主动去与韩信接触,多次谈话,一方面是“发现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树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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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萧何才力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连“拜”将军都不行,而且还要形式感十足地“拜”,要“登坛拜将”。这与其说是对韩信本人的尊重,不如说是对新纳入麾下“客卒”的一种激励,与日后刘邦先封旧仇雍齿为列侯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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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不是过度解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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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历史上的另一个谜团,那就是韩信在汉元年被“拜”为“大将军”之后,关于他的记载消失了。在“平定三秦”“略定韩魏”“兵出南阳”“兵发砀郡”和“彭城之战”的汉军第一次“大扩张”中,韩信毫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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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魏王豹叛汉附楚,韩信才以“左丞相”(另有记载为“将军”)的身份东渡黄河,讨伐魏豹。此时,已经是汉二年八月。那么,汉元年到汉二年底,“大将军”在做什么?他到底是不是汉军的统帅呢?答案很简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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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并非正式的官职名称——“大将军”,而是“诸将”之中的“大”者,具体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楚使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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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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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韩信此时被“拜”的职位,应为“上将军”,更给予了他“数万众”,而并非“最高武职”概念下的汉军兵马尽属。这个职责,理论上是由“太尉”担当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将位”一栏中放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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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长安侯卢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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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相名臣年表”中,对于“太尉”“将军”“大将军”分得很清楚,并没有把韩信放置进去。换句话说,他这个“上将军”只是“诸将之首”,而非“诸将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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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记载,曹参出三秦,独立领方面军则为“将军”,从属于汉王本部则称“将军中尉”。卢绾情况类似,先为“将军”,后以“太尉”常从汉王。另见郦商为“将军”取陇西郡,至于其他的“将军”,也往往是为方面军统帅,从属于他将(如左丞相、右丞相)则称“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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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记录的汉初“朝官”之中,萧何在汉中为“丞相”,未言“左、右”。而卢绾为“太尉”,则明言为“东攻项籍”之时,在汉中时仅为“将军”。而御史大夫为周苛,曹参为中尉,周昌为内史,主要“角色”配置齐全,在汉中时,汉国“朝官”已经将、相、卿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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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卢绾的“太尉”应该并未与淮阴侯韩信的“上将军”并存。汉二年八月韩信真正领偏师出征时,才被“拜为左丞相”“为将军”别击“魏豹”之前,其职位应该就是“上将军”,也就是俗称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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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是不是在汉王身边担当谋士参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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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文中韩信对照了楚汉之间的“言听计用”,史书上明确记为韩信献计却并不多,只有他“拜将”后对刘邦详述的项羽为人和“出故道”攻章邯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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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文看,二者应该是连贯的一次性表述,所以才有《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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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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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的建策,也就这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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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对照,韩王信也向刘邦分析了类似的话。两个“韩信”属于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两个“韩信”在此之前,都没有“显赫”的军功作为地位的加持,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作为佐证,那么,“汉王大喜”的“喜”从何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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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中对于汉军组织体系的描述,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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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汉”之前的汉军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以刘邦个人为核心构成的“家吏”和“县守”组织,战斗力中坚就是刘邦亲自率领的“精锐连队”和“营兵连队”,再以“个人关系”笼络拥有亲信部属的“客”和“将”,而他们的直接统属往往也就是步、车、骑兵100人左右。在“诸将”之上,固然会配置一些“左、右司马”“都尉”之类的临时管理者,但实质仍是松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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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直属队”数千人的基础上,以刘邦的个人威望吸引各种“厩将”“将军”,乃至于诸侯同盟者,就扩张成了霸上的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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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刘邦集团限于“出身”的特性,依赖秦帝国县级基层组织管理,及其组织结构的“一都多县”的“细胞分裂”特质,以治“一县”的组织经验,可以拉起一支数以千计的“真正”军队,但这种组织能力又仅限于“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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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真正的“国战”时,刘邦集团的一群“县吏”,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为“汉王国”进行正规化改造。唯一具有一定相关视野和经验的张良,在“汉国”建立之时离去,使得刘邦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县吏”,淮阴侯韩信和韩王信的建议并没有什么超乎时代的跨越性,只是他们的存在,让原本只会抱着秦律照本宣科的“县吏”们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也就是进行组织改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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