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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魏王豹叛汉附楚，韩信才以“左丞相”（另有记载为“将军”）的身份东渡黄河，讨伐魏豹。此时，已经是汉二年八月。那么，汉元年到汉二年底，“大将军”在做什么？他到底是不是汉军的统帅呢？答案很简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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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并非正式的官职名称——“大将军”，而是“诸将”之中的“大”者，具体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楚使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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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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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韩信此时被“拜”的职位，应为“上将军”，更给予了他“数万众”，而并非“最高武职”概念下的汉军兵马尽属。这个职责，理论上是由“太尉”担当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将位”一栏中放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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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长安侯卢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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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相名臣年表”中，对于“太尉”“将军”“大将军”分得很清楚，并没有把韩信放置进去。换句话说，他这个“上将军”只是“诸将之首”，而非“诸将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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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记载，曹参出三秦，独立领方面军则为“将军”，从属于汉王本部则称“将军中尉”。卢绾情况类似，先为“将军”，后以“太尉”常从汉王。另见郦商为“将军”取陇西郡，至于其他的“将军”，也往往是为方面军统帅，从属于他将（如左丞相、右丞相）则称“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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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记录的汉初“朝官”之中，萧何在汉中为“丞相”，未言“左、右”。而卢绾为“太尉”，则明言为“东攻项籍”之时，在汉中时仅为“将军”。而御史大夫为周苛，曹参为中尉，周昌为内史，主要“角色”配置齐全，在汉中时，汉国“朝官”已经将、相、卿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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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卢绾的“太尉”应该并未与淮阴侯韩信的“上将军”并存。汉二年八月韩信真正领偏师出征时，才被“拜为左丞相”“为将军”别击“魏豹”之前，其职位应该就是“上将军”，也就是俗称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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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是不是在汉王身边担当谋士参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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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文中韩信对照了楚汉之间的“言听计用”，史书上明确记为韩信献计却并不多，只有他“拜将”后对刘邦详述的项羽为人和“出故道”攻章邯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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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文看，二者应该是连贯的一次性表述，所以才有《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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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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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的建策，也就这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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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对照，韩王信也向刘邦分析了类似的话。两个“韩信”属于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两个“韩信”在此之前，都没有“显赫”的军功作为地位的加持，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作为佐证，那么，“汉王大喜”的“喜”从何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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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中对于汉军组织体系的描述，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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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汉”之前的汉军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以刘邦个人为核心构成的“家吏”和“县守”组织，战斗力中坚就是刘邦亲自率领的“精锐连队”和“营兵连队”，再以“个人关系”笼络拥有亲信部属的“客”和“将”，而他们的直接统属往往也就是步、车、骑兵100人左右。在“诸将”之上，固然会配置一些“左、右司马”“都尉”之类的临时管理者，但实质仍是松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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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直属队”数千人的基础上，以刘邦的个人威望吸引各种“厩将”“将军”，乃至于诸侯同盟者，就扩张成了霸上的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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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刘邦集团限于“出身”的特性，依赖秦帝国县级基层组织管理，及其组织结构的“一都多县”的“细胞分裂”特质，以治“一县”的组织经验，可以拉起一支数以千计的“真正”军队，但这种组织能力又仅限于“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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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真正的“国战”时，刘邦集团的一群“县吏”，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为“汉王国”进行正规化改造。唯一具有一定相关视野和经验的张良，在“汉国”建立之时离去，使得刘邦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县吏”，淮阴侯韩信和韩王信的建议并没有什么超乎时代的跨越性，只是他们的存在，让原本只会抱着秦律照本宣科的“县吏”们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也就是进行组织改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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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这样一群“底层官僚”出身的“丰沛集团”而言，“知识”永远只是工具，真正让韩信代掌汉军完成“取天下”大业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刘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让自己的“上将军”做的事，连史书都懒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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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人不重视，不代表这事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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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淮阴侯韩信并没有独统方面军，如果韩信的语言表述一如《史记》的惯例，“数万”也就是不足“三万”，恰恰是“客卒”逃亡之后的规模，他本人自然要随从汉王行动；如果是“概数”，也就是汉军“尽属”，则之后汉王“自将”大军出故道攻章邯之后，他的领军权力，实际上也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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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留在关中的“上将军”韩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推进“汉国”军事体制正规化进程，俗称“练兵”。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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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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