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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卢绾的“太尉”应该并未与淮阴侯韩信的“上将军”并存。汉二年八月韩信真正领偏师出征时，才被“拜为左丞相”“为将军”别击“魏豹”之前，其职位应该就是“上将军”，也就是俗称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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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是不是在汉王身边担当谋士参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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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文中韩信对照了楚汉之间的“言听计用”，史书上明确记为韩信献计却并不多，只有他“拜将”后对刘邦详述的项羽为人和“出故道”攻章邯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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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文看，二者应该是连贯的一次性表述，所以才有《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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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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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的建策，也就这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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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对照，韩王信也向刘邦分析了类似的话。两个“韩信”属于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两个“韩信”在此之前，都没有“显赫”的军功作为地位的加持，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作为佐证，那么，“汉王大喜”的“喜”从何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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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中对于汉军组织体系的描述，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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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汉”之前的汉军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以刘邦个人为核心构成的“家吏”和“县守”组织，战斗力中坚就是刘邦亲自率领的“精锐连队”和“营兵连队”，再以“个人关系”笼络拥有亲信部属的“客”和“将”，而他们的直接统属往往也就是步、车、骑兵100人左右。在“诸将”之上，固然会配置一些“左、右司马”“都尉”之类的临时管理者，但实质仍是松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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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直属队”数千人的基础上，以刘邦的个人威望吸引各种“厩将”“将军”，乃至于诸侯同盟者，就扩张成了霸上的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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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刘邦集团限于“出身”的特性，依赖秦帝国县级基层组织管理，及其组织结构的“一都多县”的“细胞分裂”特质，以治“一县”的组织经验，可以拉起一支数以千计的“真正”军队，但这种组织能力又仅限于“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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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真正的“国战”时，刘邦集团的一群“县吏”，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为“汉王国”进行正规化改造。唯一具有一定相关视野和经验的张良，在“汉国”建立之时离去，使得刘邦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县吏”，淮阴侯韩信和韩王信的建议并没有什么超乎时代的跨越性，只是他们的存在，让原本只会抱着秦律照本宣科的“县吏”们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也就是进行组织改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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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这样一群“底层官僚”出身的“丰沛集团”而言，“知识”永远只是工具，真正让韩信代掌汉军完成“取天下”大业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刘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让自己的“上将军”做的事，连史书都懒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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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人不重视，不代表这事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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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淮阴侯韩信并没有独统方面军，如果韩信的语言表述一如《史记》的惯例，“数万”也就是不足“三万”，恰恰是“客卒”逃亡之后的规模，他本人自然要随从汉王行动；如果是“概数”，也就是汉军“尽属”，则之后汉王“自将”大军出故道攻章邯之后，他的领军权力，实际上也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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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留在关中的“上将军”韩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推进“汉国”军事体制正规化进程，俗称“练兵”。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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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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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大败后，韩信“收兵”与汉王会荥阳，“收”哪里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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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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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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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荥阳收拢败兵，而后方的诸将帅关中卒冲出函谷关，在京、索间一举击败楚军，可见，这里有韩信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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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史记·曹相国世家》中则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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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强，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高祖（三）[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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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在颍川郡、南阳郡交界处“击羽婴于昆阳”。“羽婴”应非人名，而是面对楚军贯穿颍川郡的攻势，入昆阳“婴城”守卫，待敌军解围，又追击，而不言胜败，极可能是楚军见入南阳艰难，自行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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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则在河南郡境内，衍氏东南，更在荥阳、京、索之东，说明楚军进攻势头迅猛，曹参根本抵挡不住，只能一路后撤至荥阳。至此，全军损失殆尽，故刘邦将他调回关中屯兵修整、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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