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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别想歪了，之所以“美”和“士”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营养”。要知道，在秦汉的饮食条件下，只有“贵族之家”才有可能大量“食肉粱”，以至于“肥白”，普通的黔首只能是营养不良的黑瘦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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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编户齐民的农耕地域，出现“肥白美士”，只能是养尊处优的“贵族”“豪吏”，所以，张苍实际上是通过特殊的方式，在死囚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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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韩信也是在刑场上被“识别”出来的，靠什么呢？应该是他说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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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欲就天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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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刘邦刚刚被立为汉王，正带着坛坛罐罐入蜀的途中，“争天下”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而夏侯婴作为刘邦的“亲信”，当然知道刘邦的野心，所以，对于一个“连敖”有这样的“决心”和“远见”，或者说敢于“吹这个牛”还是比较惊奇的，所以放了也就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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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对话之后，能够“大说之”，“太喜欢了”“太兴奋了”，说明非常投契，推荐给刘邦，刘邦仅仅任命了“治粟都尉”，却没有夏侯婴的“奇”，不是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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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连敖”和“治粟都尉”到底是不是“仅仅”“区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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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年四月，加入了刘邦入蜀大队的韩信，在“未得知名”的情况下，被任命为“连敖”。这也是他被押赴刑场之前的职务，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转折之后，被任命为“治粟都尉”，又经历了“萧何追韩信”的插曲之后，被刘邦登坛拜将为“大将”，这也是韩信人生青云之路的第一次“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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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韩信是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大将军”，也是刘邦“识人才”“重人才”的表现，可以算作千古佳话，这是不是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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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在项梁麾下曾是“卒”“持戟”，转到项羽麾下担任“郎中”，完成了由“卒”到“郎宦者”的飞跃。而秦汉制度下，“郎宦者”又是“千石”以上“高官”的候选人，所以，此时的韩信早已不是“无名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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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自己也说，诸将逃亡数十，总不至于是“慕从者”，只能是项羽派出的3万卒的“诸将”。大胆猜测一下，韩信作为“连敖”险些“坐法当死”，很可能就是因为属下、同僚的“逃亡”。也就是说，还没到“汉中”，这支3万人的“客军”已经濒临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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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质上，这3万人是以“客军”的姿态，为汉军的“本部士大夫”担当“徒役”，其中的“连敖”虽然级别不低，却根本进不了汉军的“信任圈子”。所以，当韩信大喊“上不欲就天下乎”的时候，实际上是“效忠”的“投名状”尝试，所以夏侯婴接下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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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焚烧栈道向项羽表示不想东归，这是张良的“计策”，既是对外，也是对内的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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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南郑，汉国建立，“考察期”才算结束。这部分“客卒”的处理，就成为汉政权的新问题，如何消化他们纳入系统，需要一系列的手段。所以，萧何才会主动去与韩信接触，多次谈话，一方面是“发现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树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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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萧何才力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连“拜”将军都不行，而且还要形式感十足地“拜”，要“登坛拜将”。这与其说是对韩信本人的尊重，不如说是对新纳入麾下“客卒”的一种激励，与日后刘邦先封旧仇雍齿为列侯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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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不是过度解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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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历史上的另一个谜团，那就是韩信在汉元年被“拜”为“大将军”之后，关于他的记载消失了。在“平定三秦”“略定韩魏”“兵出南阳”“兵发砀郡”和“彭城之战”的汉军第一次“大扩张”中，韩信毫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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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魏王豹叛汉附楚，韩信才以“左丞相”（另有记载为“将军”）的身份东渡黄河，讨伐魏豹。此时，已经是汉二年八月。那么，汉元年到汉二年底，“大将军”在做什么？他到底是不是汉军的统帅呢？答案很简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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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并非正式的官职名称——“大将军”，而是“诸将”之中的“大”者，具体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楚使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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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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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韩信此时被“拜”的职位，应为“上将军”，更给予了他“数万众”，而并非“最高武职”概念下的汉军兵马尽属。这个职责，理论上是由“太尉”担当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将位”一栏中放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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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长安侯卢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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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相名臣年表”中，对于“太尉”“将军”“大将军”分得很清楚，并没有把韩信放置进去。换句话说，他这个“上将军”只是“诸将之首”，而非“诸将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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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记载，曹参出三秦，独立领方面军则为“将军”，从属于汉王本部则称“将军中尉”。卢绾情况类似，先为“将军”，后以“太尉”常从汉王。另见郦商为“将军”取陇西郡，至于其他的“将军”，也往往是为方面军统帅，从属于他将（如左丞相、右丞相）则称“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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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记录的汉初“朝官”之中，萧何在汉中为“丞相”，未言“左、右”。而卢绾为“太尉”，则明言为“东攻项籍”之时，在汉中时仅为“将军”。而御史大夫为周苛，曹参为中尉，周昌为内史，主要“角色”配置齐全，在汉中时，汉国“朝官”已经将、相、卿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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