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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而善遇之。”项王许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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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项伯的行为，是“具以”（通“俱以”），把所有刘邦说的话，全部汇报给了项羽，劝他，刘邦打下了关中是你的前驱，他有大功，你进攻他，不义，不如善待他。项羽的反馈是——“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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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项伯本人是以私人身份擅自去见张良，还是带着项羽的私人意图去提醒刘邦，他都把所有信息反馈给了项羽。那么，他实际上是作为项羽乃至项氏集团的代表去“霸上”的，故此，项羽才有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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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项羽和项氏集团也有一个“内”“外”的态度之别。对“外”，以诸侯上将军的身份，必须为“约”讨个说法，刘邦先入关中，那么项羽四十万诸侯军里的“诸将”能不能“王关中”？还是只有刘邦军中的“诸将”有资格“王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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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内，消灭刘邦，对于项氏集团的危害就是“不义”，统领“诸侯将”本就没有合法性，还把最大的功臣灭掉，那么，“诸侯将”和“旁系诸将”会不会恐惧项氏也灭掉他们？这个后果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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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范增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积极，他为什么在项羽的“怒”上浇油？他的立场是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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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由于“亚父”这个称呼，以及刘邦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都将范增视为项羽的亲信谋主。问题是，从史书记录来看，谋主确有可能，亲信则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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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范增的背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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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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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范增不是江东起兵的旧部，而是主动投奔还要求“复楚”的老谋士。他在“救赵军”中担任“末将”，绝不可能是楚怀王看重他是项氏的谋士亲信，而只能是他与楚怀王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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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项羽还没有称他为“亚父”。可见，这个“亚父”是在“救赵”“灭秦”途中认下的，这只能视为项羽对范增的拉拢，可不代表范增就真的相信自己比项伯这个亲叔叔，项它、项声这些亲族更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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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来说，如果项羽进攻刘邦，轻松胜利之下，项羽可以“王关中”，“诸侯将”为“卫”，替代了秦国，天下就回到了战国七雄并立的时代，项羽和楚怀王都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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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羽进攻刘邦，关中大乱，拉锯日久，各自寻求关东诸侯的支持，项羽大概率还是胜利者，则楚怀王仍旧是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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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谋划的基础，都是项羽、刘邦对外表现出的尊重“怀王之约”的姿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姿态，对于函谷关的冲突，双方的定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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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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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羽有郄，见之戏下，讲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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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张良）解上与项羽之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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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侯项缠）汉王与项羽有郄于鸿门，项伯缠解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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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刘邦与项羽生了“嫌隙”“误会”，鸿门宴是为了“讲解”“解难”，解除误会，而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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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次“误会”，范增这样的“智者”，鼓动项羽灭掉入关的最大功臣，目的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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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可绝不仅仅是项羽“言不听计不用”的问题，而是范增对于项羽个人的忠诚到底排序在什么位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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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以后的诸多因素，鸿门宴就只是“讲解”，而项羽的最大成果，就是完成了与刘邦之间君臣、高下的定位，即“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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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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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座次体现的礼仪关系，日本学者佐竹靖彦在《刘邦》[61]一书中已有分析，不多赘述。总之，项羽获得了“老大哥”刘邦的臣服，在“怀王之约”中添加了自己的决定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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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范增的反应来看，他对于刘邦的忌惮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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