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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天下”的时候，刘邦力图把自己的“联盟者”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所以他不吝爵邑，不重礼仪，行简易，有长者之名。但“得天下”之后，要建立稳固的“家天下”，一个以刘邦个人“小家庭”为核心的帝国宗社，就必然致力于将自己的“联盟者”，也就是“分利者”搞得“少少的”，一层层剥掉，自然，敌人也就会变得“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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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争”与“得”的转折点，就在定陶，就在韩信的军营旁边，就在那个草台班子一样的祭天高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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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刘邦是法理上与七位诸侯王平起平坐的汉王，只是他拥有的武力最强，足以压倒所有的竞争者。在这些潜在竞争者的眼里，刚刚灭亡项羽的刘邦，不过是又一个位在诸侯之上的西楚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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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刘邦成了诸侯王的君王，是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天下的共主，反对他，就是在反对之前共同做出的盟誓和承诺，面对的就是“天下共击之”。所以，刘邦宁可在皇后吕雉、丞相萧何、太子刘盈这样的重要人物全部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这个简陋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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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灭亡项羽的时机，七个诸侯王身在联军之中，搞一下“民主”，把自己的皇帝身份敲定，确认上下名分，是刘邦的最优选择。相对这个结果，定陶不是长安、洛阳，氾水之阳不是长乐宫，政府班子不齐整，礼仪制度不完备，全都不是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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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名分”的力量，也就是“秩序”的力量，或者说“天下”的力量，那么，谁是有能力“天下共击之”的“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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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予取予夺的黔首们，而是七个被确立了封疆的诸侯王，一百多个裂土的列侯，数以千计的高爵食邑，总数高达六十万、至少有大夫爵的汉军老兵们。他们手里的刀，才是真正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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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百战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无论他打仗的水平是高是低，灭亡西楚霸王他究竟出了多少力，面对千疮百孔的帝国时，最具习惯的工具和依靠，仍旧是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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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录了穿着破烂羊皮袄觐见皇帝的娄敬所说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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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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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你进关中建都，关东再乱，退，可以保有秦国故地，进，可以与天下斗，就和人打架一样，掐住对手的脖子咽喉，狠捶后背，可以稳赢，你入关建都就是这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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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为什么听了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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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杀人放火争天下，屠城的事儿都没少做，还指望着关东的老百姓把他当“大救星”感恩戴德？不可能，他唯一可依赖的，就是这三千丰沛老兄弟，加上六十万汉军老兵，说别的都白玩。大不了再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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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邦将随他平定天下的功臣们迁入了关中，《汉书·高帝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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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十二年）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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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诏书的大意是，我对功臣们够意思了，有大功者封王，差一点儿的封侯，再差一点儿的也有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以上）。列侯建国，自己任命官吏，吃赋税，还在长安有大宅第；二千石的高官则迁到长安，有小宅第，跟着他进蜀中又打回三秦的老兄弟，则世代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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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负”就是“无负”，我对得起你们，你们也得对得起我，如果有人造反，你们这些老兄弟得帮我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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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刘邦这道诏书喊话的对象，肯定不是被他迁徙的六国豪杰，而是跟随他的老兄弟、老兵们，也就是明确地划定汉初“既得利益集团”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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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五年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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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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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所有汉军都被赐“大夫”爵位，仅垓下之战，参战的汉军就有六十万人，以“五口之家”来算，就是三百万人，他们拥有的特权就是本人和本户家人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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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教授在《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考证，西汉初年全国总人口数应为1500万～1800万。也就意味着，以上“既得利益集团”加起来，占全国总人口的1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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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统治基础？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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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邦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既得利益”只是他为功臣之前的服务付的“尾款”，之后的服务，可不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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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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