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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天下”的时候,刘邦力图把自己的“联盟者”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所以他不吝爵邑,不重礼仪,行简易,有长者之名。但“得天下”之后,要建立稳固的“家天下”,一个以刘邦个人“小家庭”为核心的帝国宗社,就必然致力于将自己的“联盟者”,也就是“分利者”搞得“少少的”,一层层剥掉,自然,敌人也就会变得“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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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争”与“得”的转折点,就在定陶,就在韩信的军营旁边,就在那个草台班子一样的祭天高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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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刘邦是法理上与七位诸侯王平起平坐的汉王,只是他拥有的武力最强,足以压倒所有的竞争者。在这些潜在竞争者的眼里,刚刚灭亡项羽的刘邦,不过是又一个位在诸侯之上的西楚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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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刘邦成了诸侯王的君王,是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天下的共主,反对他,就是在反对之前共同做出的盟誓和承诺,面对的就是“天下共击之”。所以,刘邦宁可在皇后吕雉、丞相萧何、太子刘盈这样的重要人物全部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这个简陋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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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灭亡项羽的时机,七个诸侯王身在联军之中,搞一下“民主”,把自己的皇帝身份敲定,确认上下名分,是刘邦的最优选择。相对这个结果,定陶不是长安、洛阳,氾水之阳不是长乐宫,政府班子不齐整,礼仪制度不完备,全都不是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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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名分”的力量,也就是“秩序”的力量,或者说“天下”的力量,那么,谁是有能力“天下共击之”的“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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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予取予夺的黔首们,而是七个被确立了封疆的诸侯王,一百多个裂土的列侯,数以千计的高爵食邑,总数高达六十万、至少有大夫爵的汉军老兵们。他们手里的刀,才是真正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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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百战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无论他打仗的水平是高是低,灭亡西楚霸王他究竟出了多少力,面对千疮百孔的帝国时,最具习惯的工具和依靠,仍旧是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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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录了穿着破烂羊皮袄觐见皇帝的娄敬所说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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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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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来就是,你进关中建都,关东再乱,退,可以保有秦国故地,进,可以与天下斗,就和人打架一样,掐住对手的脖子咽喉,狠捶后背,可以稳赢,你入关建都就是这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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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为什么听了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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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杀人放火争天下,屠城的事儿都没少做,还指望着关东的老百姓把他当“大救星”感恩戴德?不可能,他唯一可依赖的,就是这三千丰沛老兄弟,加上六十万汉军老兵,说别的都白玩。大不了再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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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邦将随他平定天下的功臣们迁入了关中,《汉书·高帝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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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十二年)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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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诏书的大意是,我对功臣们够意思了,有大功者封王,差一点儿的封侯,再差一点儿的也有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以上)。列侯建国,自己任命官吏,吃赋税,还在长安有大宅第;二千石的高官则迁到长安,有小宅第,跟着他进蜀中又打回三秦的老兄弟,则世代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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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负”就是“无负”,我对得起你们,你们也得对得起我,如果有人造反,你们这些老兄弟得帮我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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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刘邦这道诏书喊话的对象,肯定不是被他迁徙的六国豪杰,而是跟随他的老兄弟、老兵们,也就是明确地划定汉初“既得利益集团”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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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五年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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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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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所有汉军都被赐“大夫”爵位,仅垓下之战,参战的汉军就有六十万人,以“五口之家”来算,就是三百万人,他们拥有的特权就是本人和本户家人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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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教授在《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考证,西汉初年全国总人口数应为1500万~1800万。也就意味着,以上“既得利益集团”加起来,占全国总人口的1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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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统治基础?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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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邦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既得利益”只是他为功臣之前的服务付的“尾款”,之后的服务,可不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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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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