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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核心在“帝毋壮子”，也就是惠帝的太子太小，而她已经五十四岁了，根本不足以扶上马送一程，这是吕后的远虑；近忧则是上述汉初政治结构中，驾驭功臣集团的刘氏集团，皇室幼弱无力，诸侯王又血缘逐渐疏远，拱卫大宗的意愿愈发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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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吕后死去，这些问题将集中爆发，她必须预做准备，而这一系列加强“宫廷势力”的举措，实则一直在汉高祖设定的框架内，而无所谓“篡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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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诸吕”封王者，其实都是之前的列侯，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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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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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侯至王的跨越理由，《史记·吕太后本纪》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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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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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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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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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张良的儿子提出“君等幸得脱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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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张良曾经为惠帝设谋保住了太子位，可见他是惠帝正统的支持者，属于倾向吕后的人物，而他承袭留侯爵位的儿子张不疑，也成了汉文帝初年有限的被“夺国”的顶级功臣列侯，应该就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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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吕后称制的基础，并不单单因为她是刘邦的发妻，更重要的资本是她与刘邦“共定天下”，“诸吕”子弟在汉朝平定天下的战争中也有军功，所以才有吕禄这个“勋二代”的“上侯，位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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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是，吕后封建诸吕，立三王，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法理上也没有瑕疵，即“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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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拿高祖的“白马之盟”来说事，那么，吕氏封王的时候，诸侯王和列侯们就应该履行盟誓“天下共击之”，然而，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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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陈平、周勃共同的表态是“无所不可”，后来更积极地促成吕禄封王。可见，只要固有的权力格局不变动，究竟是不是“非刘氏不得封王”，他们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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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诱因，甚至不是吕后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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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高祖政治结构的突破，实则来自于诸侯王的压力。确切地说，来自于强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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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初的分封体系之中，齐王刘肥作为汉高祖的庶长子，封国广大、领民众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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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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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言，就是齐国方言，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流散，把所有能说齐国方言的人都给齐王，这等于是让刘肥恢复战国时代齐国的旧疆。再加上齐都临淄在战国时代就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有民七万户，又占鱼盐之利，齐国绝对算是汉初诸侯国中最富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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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高帝纪》记录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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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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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大国是赵国，自张氏赵国定封，高祖九年时，赵国有邯郸、巨鹿、恒山、河间、清河、云中、雁门、代郡，也就是在赵王如意的时代，刘邦给最喜欢的儿子封了八个郡，人口肯定不如齐国多，但地盘比齐国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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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十一年，分赵地一部建代国，以皇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这之后的赵国，还剩下五个郡，即邯郸、巨鹿、恒山、河间、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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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吕后时代，对于齐、赵两个大国，基本上是集中火力地削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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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二年，齐王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后元年，割齐国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吕后元年，分赵国常山郡建常山国；吕后七年，割齐国琅邪郡建琅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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