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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70 都不是,核心在“帝毋壮子”,也就是惠帝的太子太小,而她已经五十四岁了,根本不足以扶上马送一程,这是吕后的远虑;近忧则是上述汉初政治结构中,驾驭功臣集团的刘氏集团,皇室幼弱无力,诸侯王又血缘逐渐疏远,拱卫大宗的意愿愈发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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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72 如果吕后死去,这些问题将集中爆发,她必须预做准备,而这一系列加强“宫廷势力”的举措,实则一直在汉高祖设定的框架内,而无所谓“篡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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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74 比如“诸吕”封王者,其实都是之前的列侯,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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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76 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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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78 而由侯至王的跨越理由,《史记·吕太后本纪》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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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80 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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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82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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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84 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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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86 这里,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张良的儿子提出“君等幸得脱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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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88 原因很简单,张良曾经为惠帝设谋保住了太子位,可见他是惠帝正统的支持者,属于倾向吕后的人物,而他承袭留侯爵位的儿子张不疑,也成了汉文帝初年有限的被“夺国”的顶级功臣列侯,应该就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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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90 换句话说,吕后称制的基础,并不单单因为她是刘邦的发妻,更重要的资本是她与刘邦“共定天下”,“诸吕”子弟在汉朝平定天下的战争中也有军功,所以才有吕禄这个“勋二代”的“上侯,位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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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92 最重要的一点是,吕后封建诸吕,立三王,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法理上也没有瑕疵,即“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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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94 如果说拿高祖的“白马之盟”来说事,那么,吕氏封王的时候,诸侯王和列侯们就应该履行盟誓“天下共击之”,然而,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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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96 相反,陈平、周勃共同的表态是“无所不可”,后来更积极地促成吕禄封王。可见,只要固有的权力格局不变动,究竟是不是“非刘氏不得封王”,他们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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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498 政变的诱因,甚至不是吕后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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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00 对于汉高祖政治结构的突破,实则来自于诸侯王的压力。确切地说,来自于强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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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02 在汉初的分封体系之中,齐王刘肥作为汉高祖的庶长子,封国广大、领民众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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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04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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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06 齐言,就是齐国方言,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流散,把所有能说齐国方言的人都给齐王,这等于是让刘肥恢复战国时代齐国的旧疆。再加上齐都临淄在战国时代就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有民七万户,又占鱼盐之利,齐国绝对算是汉初诸侯国中最富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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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08 《汉书·高帝纪》记录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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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10 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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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12 另一个大国是赵国,自张氏赵国定封,高祖九年时,赵国有邯郸、巨鹿、恒山、河间、清河、云中、雁门、代郡,也就是在赵王如意的时代,刘邦给最喜欢的儿子封了八个郡,人口肯定不如齐国多,但地盘比齐国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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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14 高帝十一年,分赵地一部建代国,以皇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这之后的赵国,还剩下五个郡,即邯郸、巨鹿、恒山、河间、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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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16 惠帝、吕后时代,对于齐、赵两个大国,基本上是集中火力地削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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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09518 惠帝二年,齐王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后元年,割齐国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吕后元年,分赵国常山郡建常山国;吕后七年,割齐国琅邪郡建琅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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