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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兴兵有罪，但汉文帝又对齐国动了软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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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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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很大方，可且不说这三郡属于齐国旧地，在齐王发兵后，齐军也已实际攻取了三郡，等于不多不少，反倒是琅邪王刘泽，坚决反对齐王登基，推举代王上台，由琅邪一郡的地盘，一跃成为地连数郡的大国，这才是正经的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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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汉文帝又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诸侯表”作清都侯，后为邬侯），周阳在上郡、邬在太原县，虽然封侯，但是远迁，仍是削弱齐王、淮南王母家的支持。同年，齐王刘襄死去，谥号为哀王，也不知道是因为错失良机气死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不测，终究是死了，去汉文帝心头一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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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反映汉文帝对齐王起兵“诛除诸吕”的真实态度的，是对于齐相召平之子的安排。齐相召平在齐王擅自发兵时坚决抵制，想事先出兵包围王宫，没想到被魏勃欺骗，反被围于相府，无奈之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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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十年四月，封召平之子召奴为犁侯，封东郡一千四百一十户，“诸侯表”中写明事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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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齐相召平子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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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汉文帝的政权已经相当稳定，当事人齐哀王刘襄也死去多年，齐国地盘几经削分，已经不足为患。重提这个旧案，可见也是攒了多年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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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以上信息之后，反过来去看汉文帝元年的政治斗争，也就能够洞悉其间隐秘的关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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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楚的无诏起兵，触发了重臣们的危机感，促成了长安“诛除诸吕”的宫廷政变，联合出卖了之前经过合法程序认可的“吕氏领导班子”，又在事变后的利益分配中，将齐、楚排除在外，引入了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代王刘恒，立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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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王刘恒则投桃报李，对于之前的历史问题，重新做出解释，将丞相、太尉、列侯对于“白马之盟”的背弃，解释为暂时的隐忍；将“无诏夺军”的非法政变，解释成为“人心思刘”的传奇故事，当然也要“下不为例”；又对始作俑者齐王的起兵，不置褒贬，只是归还吕氏侵夺的齐、楚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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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王朝而言，这次“靖难之役”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汉高祖刘邦规划的，汉惠帝、吕后勉力维持的汉初分级封建的平衡体制，至此已名存实亡，之后“代系诸帝”对于合作者的理解，与惠帝嫡传的路线，完全不同，也就只能走上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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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四节 一场政变“吓”出了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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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十二年，年迈的汉高祖刘邦指示“老兄弟”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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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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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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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何以亡，汉何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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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长达15年的惠帝、高后时代销声匿迹，直到汉文帝以诸侯王入继大统，才频繁出现在史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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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山、贾谊、晁错等人，都曾经以秦亡汉兴为主题，讨论过现实问题，张释之、冯唐则都被汉文帝主动问询过这个问题，具体的言论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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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一是汉太宗文皇帝为什么关心这个“虚头巴脑”的问题？二是究竟秦何以亡，汉何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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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年后的另一位太宗文皇帝李世民，又为什么也一样关心“隋何以亡，唐何以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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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来，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基本延续了陆贾、贾谊、贾山等人的思路，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归结起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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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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