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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八年九月，发生诛除诸吕的政变，功臣列侯迎代王；文帝元年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也就是登基了，十月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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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所以这几个月份是连着的，也就是说，3～4个月内，汉文帝“恰巧”病死了4个儿子，还全是代王后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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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汉文帝的手笔，还是窦姫的狠辣，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说汉文帝毫不知情是不可能的，而事后也并没有公开的反应，反而在文帝元年三月，由薄太后出面答复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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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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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后文，只能说明，汉文帝死了4个有继承权的儿子，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对“子”。再看对世上仅存的一个“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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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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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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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原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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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制书，絮絮叨叨地要求给淮南王刘长每天5斤肉、2斗酒，还允许10个姬妾同行，这是法外开恩，却是说给天下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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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史记》里非常少见地照录了公布淮南王刘长罪行的诏书来看，汉文帝对他的处置不算严厉，甚至异乎寻常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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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操作的时候，却让人从长安用“辎车”运送淮南王，一个县一个县地接力到巴蜀去。所谓“辎车”，就是前后都有车篷、帘子遮蔽的马车。结果呢，沿途各个县的官吏都不敢启封送食物给淮南王刘长，一路上竟然守着一天5斤肉、2斗酒的饮食待遇，饿死了。直到雍县（今陕西凤翔南），县令启封，才发现刘长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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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淮南王是不是自己绝食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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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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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是汉文帝抓捕的责任人。这个“馈”字，意思是进食于人，与“不发封”并列，说明献食物需要“发封”，可见从长安到雍县这一路上，300多里地，淮南王刘长是没得吃，而不是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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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再说，这事儿汉文帝是否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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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知情，所以才有“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翻译过来就是，我故意让他吃吃苦头，既然你这么说，就饶了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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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关心的是弟弟刘长的生死吗？不是，重点是袁盎所说的，“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在处置淮南王不法时的种种不忍，《史记》中罕见地记录淮南王刘长做过的每一件具体的“恶事”，都说明汉文帝非常希望在消灭除自己之外唯一的高祖之子的时候，能有足够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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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之所以能成为文景之际的名臣，绝非浪得虚名，一出手就抓到了汉文帝的七寸，那就是“名”。在淮南王刘长已死的情况下，他给出的补救措施很直接，“斩丞相、御史”，让重臣背锅，天下人自然说不出什么。问题是，你杀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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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丞相是北平侯张苍，灌婴的继任者，《史记·张丞相列传》里这样描述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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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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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要被“斩”的是行御史大夫事宗正刘逸。此人事迹史书缺载（也可能是名字记错了），但其前任为楚元王刘交之子刘郢客，因袭封楚王卸任，后任为楚元王之子平陆侯刘礼，七国之乱之后也封楚王。基本上，汉初为宗正者，一定是封列侯的宗室长者，且多为楚王世系，既亲且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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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佐命功臣、一个宗室亲贵，当替罪羊分量确实足够，可能让你像杀鸡一样宰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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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文帝只能去收拾小喽啰，结果天下人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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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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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民谣就代替了网络谣言的功效，直接讽刺皇帝不能容兄弟，逼得汉文帝在处置了兄弟六年之后，才给亲弟弟恢复政治待遇，即追尊诸侯王才有的谥号和陵园。但是，这个谥号一样暗藏着盖棺论定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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