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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谥法规定,“暴慢无亲曰厉”,通俗地解释,就是性情暴戾又没有素质,造成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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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民谣起自淮南旧地,刘长有无“民心亲附”已是一目了然。这歌谣指斥汉文帝刻薄的用心昭然若揭,而汉文帝的处置方式非常老辣,一方面以圣贤逐杀骨肉譬喻自解;另一方面又用钦定谥号将造成兄弟反目的锅甩给了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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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客?这就是优秀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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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了解到汉文帝是一位如此“优秀”的政客,才能从过往各种鸡汤故事里设定的“敦厚长者”形象里走出来,从而不再被各种“仁义”“无为”之类的抽象标签所迷惑,看到“文景之治”的真实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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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另外一位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一样,汉文帝并非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即“得国不正”。因此,对于“生前身后名”的渴求也就超乎寻常得强烈。这不是矫情,或者说个人爱好,而是成熟政治家必然的选择,因为他们的皇位,比自己新兴的政权更欠缺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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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法性”,本质上就是树立“权威”。而“权威”不等同于“权力”,而是一种“正当的权力”,人们对权力安排的服从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对权威安排的服从则属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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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没有权威的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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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服从形成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源于历史,卡里斯玛(即超凡魅力)型权威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法理——理性型权威则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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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用这个工具来解剖秦汉之际的政治变化,就能发现,秦朝和反叛六国后项羽的西楚政权都具备传统型权威,但又限定于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因为战国时代历史之长,足够让秦始皇、张耳、刘邦这样的战国人,习惯自己不同国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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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必然会脱出战国时代的历史逻辑,才能形成新的权威。作为创业者,刘邦夫妇拥有“卡里斯玛型权威”,对于功臣列侯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让他们不得不认同当朝的权力。至于后代皇帝的权威的树立,却是以理性和法律规定为基础,通过规则给予领导者权力,而被领导者习惯规则自然就是认可了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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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外发生了,吕后死后,“诛吕安刘”的政变践踏了太多“法律”和“程序”。汉文帝刘恒的外藩入继、叔夺侄位,更是突破了权力传承的规则底线。通俗地说,就是神像被功臣列侯和汉文帝一起踹倒了,怎么扶起来,却要汉文帝自己操碎心,因为这买卖已经是他的,还将是他的子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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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汉文帝毫无优势,因为他没能沾上汉初统一战争的光,更重要的是,他的“靖难之役”和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中间,隔着100多个汉初的军功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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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是以军府替代政府,新贵替代旧臣,因为他手里有兵,而汉文帝却不可能无视军功列侯集团,因为人家手里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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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只能将自己的政治角色塑造成一个法理—理性型权威,即现行体制的维护者和仲裁者。对于拥有暴力资源的军功列侯集团则尽力地尊重群体、打压个体、借力打力,再以完美政治道德的践行者和体制允许范围内的最大施惠者形象出现。所以,细究他的政治路线,反倒是执行吕后的思路远比他父亲刘邦的想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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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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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臣相与阴谋曰:“……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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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看的不是“皆曰”,而是“或言”,提出了立刘肥之子齐王刘襄,结果是“大臣皆曰”,也就是遭到反对,然后是“乃曰”立代王,最终,一起悄悄派人召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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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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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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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个“乃曰”是陈平,那么,“或曰”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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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张丞相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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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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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窋与大臣一起诛杀诸吕还犯错了?当然不是,《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记录政变过程中,曹窋介入极深,功劳不小,却被免除了御史大夫,而接任御史大夫的却是淮南相张苍,而张苍又与周勃等人一同尊立代王为汉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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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其实已经暗示了,曹窋积极参与了“诛除诸吕”,却错过了“立文帝”,也就是那位“或言”。因为曹参曾多年为齐相,与齐王刘肥关系极深,曹窋与刘襄应该也是旧交,他之前为惠帝近臣,再次押宝,却押错了,彻底被排除在了核心圈,而且,撵他出去的,还不是文帝,此时的“代王”还没有入长安,诸大臣已经把他“撤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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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被赶出去的,还有太仆夏侯婴,对惠帝曾有救命之恩,在迎接文帝入宫时,虽然为太仆积极驾车,在劝进的奏议和新朝的封赏中,还是被忽略了,见《汉书·文帝纪》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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