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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诛除诸吕”的大戏中，齐哀王刘襄与身在长安的两个弟弟东牟侯、朱虚侯连成一气，发动齐、楚兵，对当时的吕氏执政集团发起了挑战。结果，革命果实被功勋列侯集团和代王刘恒窃取了。而他的举动，也被定性为“无诏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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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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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元王刘交薨于汉文帝元年三月；同年，齐哀王刘襄薨；汉文帝三年四月，城阳王刘章（朱虚侯）薨；五月，济北王刘兴居（东牟侯）反叛，被俘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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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齐、楚反长安集团的主要人物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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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里有两位的名字，后来出现在“七国之乱”的谋划者之中，一位是楚元王刘交，刘邦的弟弟，宗室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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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愿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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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说到，淮南厉王刘长之死，让“仁君”汉文帝饱受诟病，甚至有民谣讥讽他不能容兄弟。而刘长的死因也很清楚，就是“非正常死亡”。换句话说，淮南三王虽然是汉文帝所立，但也有杀父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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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也明确写着淮南王想反，只是没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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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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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王刘濞送往各诸侯王的信中，将楚元王子和淮南三王并列，称其“怨入骨髓”。说明当时诸王都心知肚明，楚元王刘交也是“非正常死亡”。这也印证了之前文章中的论证，楚元王刘交因各种原因卷入了“叛乱”。更重要的是，这次“叛乱”是为了履行“白马之盟”，是为了“诛除诸吕”，具有十足的“合法性”，反而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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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则是城阳景王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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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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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齐哀王刘襄的所有弟弟都许诺参与叛乱，唯独对城阳国例外，不仅没拉拢，还自己约好了“勿与”，理由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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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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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城阳王是刘章之子刘喜，他爸爸“有义”“攻诸吕”是说和汉文帝关系好吗？不是，恰恰表明了这些叔叔辈的怜惜，打输了，剩下他家还能享血食祭祀，打赢了，再分土地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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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是为了报偿城阳景王刘章当年在长安为整个刘氏社稷所做的巨大贡献，即所谓“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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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齐系诸王对于反叛的前景态度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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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旧恨，还有新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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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刘濞这个王位既是对他父亲刘仲由代王废为郃阳侯的补偿，也是靠他个人的勇武有力赚来的。因为刘邦知道吴郡、会稽郡地处江东，民风彪悍，需要一个能打、能拼的刘氏宗族来镇守项羽的这个起家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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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濞做得不错，吴地从高祖到文帝朝，一直安安稳稳，百姓也是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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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个论史者最津津乐道的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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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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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这里，记录了吴太子的葬地之争，却完全没有提到汉文帝这位“仁君”的任何处置措施，话糙一点儿，就是“死了白死”，连面子活儿都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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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做了点儿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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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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