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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东汉人班固，一方面在《汉书·食货志》中将“十五税一”记在汉高祖名下，另一方面，又写在了《汉书·惠帝纪》中，为了解释矛盾，加了一个“复”字，而我们看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应用题，均为“十税一”，作为远不如律令更新及时的算数教材，恐怕更能反映汉高祖时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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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班固作为200年后的人，依据自汉武帝时代即整体塑造的“儒家化”的汉家吊民伐罪的故事对开国帝王进行想象，并虚化政治不正确的“惠帝、高后时代”，并不难理解。这中间也不涉及史德，只是政治宣传浸润之下的下意识反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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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汉王朝初年的统治逻辑，并不是“儒家化”的，哪怕是在“十五税一”同篇的诏书中，汉惠帝一样强调了他作为“一部分人的皇帝”的态度。这种心态，与儒家“全民帝王”的想象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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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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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明确规定以户为单位，只需承担军赋，其他一切税收全部免除的诏令，不但涉及六百石以上的现任官吏家庭，甚至上延到高级“故吏”，包括将军、都尉、二千石。之所以在诏书上特别提出，即之前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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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秦人重爵，所以汉惠帝在诏书中对于“官吏”的优免应该早已有之，其实恰恰相反，《户律》中所见的基于“爵位”等级的优免，或许确实早已有之，但对于六百石以上官及“故吏二千石”以上的优免，则未必如之，否则何必新颁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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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份诏书中的区别对待的标准，恰恰说明了，到了汉惠帝登基天下大定的时候，曾经跟随刘邦的低级军吏在用爵位和复免酬功之后，已经迅速被划到了“被统治者”的秩序之中，仍需要另眼相看的只剩下高级将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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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吕后临终赐金，也秉承了重秩禄官吏，轻二十等爵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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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七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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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从惠帝继位抛出这个“十五税一”田租的“善”政，主要是比他爸爸要“善”的政策之后，一直到汉文帝二年九月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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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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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隔了17年时间，“休养生息”的大汉王朝才拿出了更新的“善政”，由田租的“十五税一”减免了一半。注意，是“今年”，也就是当年为“三十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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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次的“今年”，则是10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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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十二年）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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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年，汉文帝才更大力度地“让利”，废除了“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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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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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仅照录了最后这一次，前两次“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在《孝文本纪》中没记，怕也是对这种实质价值有限的“秀”缺少兴趣，而只对这种真正的改制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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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政策，才配得上“休养生息”四个字。但是，它的施行，距离汉定天下已有28年，妥妥的一代人，按照惠帝强制结婚的诏令，已经是两代人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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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以秦朝为例子，最危险的“二世而亡”的时期早已在惠帝、吕后的手中平安渡过，文帝的种种举措，和之前其实是两个代际，而非什么一以贯之的“汉初休养生息时代”。至于将汉朝摆脱“二世而亡”命运的原因归结于“休养生息”，更是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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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汉初的“英雄时代”，《史记》中的真实景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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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接秦之獘，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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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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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殍遍野、尸骨盈城，这才是普通人看到的“英雄年代”，而汉帝国建立之后，除了和“刀把子”硬碰硬，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英雄们把手里的刀，换成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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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同，司马迁虽是汉朝人，对吕后这位异姓女主的评价却非常高，他在《史记·吕太后本纪》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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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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