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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秦人重爵,所以汉惠帝在诏书中对于“官吏”的优免应该早已有之,其实恰恰相反,《户律》中所见的基于“爵位”等级的优免,或许确实早已有之,但对于六百石以上官及“故吏二千石”以上的优免,则未必如之,否则何必新颁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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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份诏书中的区别对待的标准,恰恰说明了,到了汉惠帝登基天下大定的时候,曾经跟随刘邦的低级军吏在用爵位和复免酬功之后,已经迅速被划到了“被统治者”的秩序之中,仍需要另眼相看的只剩下高级将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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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吕后临终赐金,也秉承了重秩禄官吏,轻二十等爵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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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七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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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从惠帝继位抛出这个“十五税一”田租的“善”政,主要是比他爸爸要“善”的政策之后,一直到汉文帝二年九月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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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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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隔了17年时间,“休养生息”的大汉王朝才拿出了更新的“善政”,由田租的“十五税一”减免了一半。注意,是“今年”,也就是当年为“三十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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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次的“今年”,则是10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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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十二年)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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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年,汉文帝才更大力度地“让利”,废除了“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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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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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仅照录了最后这一次,前两次“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在《孝文本纪》中没记,怕也是对这种实质价值有限的“秀”缺少兴趣,而只对这种真正的改制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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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政策,才配得上“休养生息”四个字。但是,它的施行,距离汉定天下已有28年,妥妥的一代人,按照惠帝强制结婚的诏令,已经是两代人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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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以秦朝为例子,最危险的“二世而亡”的时期早已在惠帝、吕后的手中平安渡过,文帝的种种举措,和之前其实是两个代际,而非什么一以贯之的“汉初休养生息时代”。至于将汉朝摆脱“二世而亡”命运的原因归结于“休养生息”,更是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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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汉初的“英雄时代”,《史记》中的真实景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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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接秦之獘,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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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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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殍遍野、尸骨盈城,这才是普通人看到的“英雄年代”,而汉帝国建立之后,除了和“刀把子”硬碰硬,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英雄们把手里的刀,换成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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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同,司马迁虽是汉朝人,对吕后这位异姓女主的评价却非常高,他在《史记·吕太后本纪》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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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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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惠帝、吕后时代,百姓得以脱离战国之苦,君臣都希望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所以,惠帝、高后都“不折腾”,天下秩序井然、刑罚少用,罪人也罕见,百姓勠力耕种,衣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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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西汉经济回归正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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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认的“清静无为”政治的源头是“萧规曹随”,其实,相对于作汉律九章的萧何而言,曹参更像是“无为而治”的鼻祖,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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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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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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