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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和吕后时代改变了汉高祖采取的歧视商贾政策，尤其是“重租税”以困之的手段，进而提及“山川园池市井”，也就是工商业收入，“山川园池”是所谓的“山泽”，即非耕地，这部分土地资源在封建时代，都是被封建主垄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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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3世纪的英国斯塔福德郡，农奴去林地（属于领主）里伐木，要缴纳一笔“林地税”；当一位农奴要买卖牲口或谷物，领主要收“准许费”；当农奴要使用森林、荒地、河流等公地时，领主要收“使用费”，据统计，领主征收的这些税收占农奴全年收入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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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代，这部分土地资源属于皇帝所有，归属于“少府”管理，相关收入称为“禁钱”，是皇帝的“私产”，在秦制的“山泽之禁”下，并不是禁止使用和开发山泽资源，而是由“少府”管理的各种刑徒来进行生产、开发，然后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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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汉代，天子以下有诸侯王、列侯、汤沐邑，这是不同级别的封建主，也就是裂土分茅的“国”，其境内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即可作为“私奉养”，天子辖区内的依旧归属少府，诸侯王、列侯、汤沐邑境内的则归属其“私府”。所以，《史记》里才说，这部分租税之入，也就是“资源使用费”，就足以奉养“封君”，而不需要领用国家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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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汉书·荆燕吴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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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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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收入已经足够吴国的国家开支，同时也指明了，在汉惠帝和吕后执政的时代，各个诸侯王、列侯在经济上有非常大的自主权。这些自主权与汉王朝施行的“无为”政策配合，大量违反“汉法”的细过被忽略，全国上下都只抓“重点”，只要大节不伤，朝廷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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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山泽园池之禁，则是扩大“工”的基础，《史记·货殖列传》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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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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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的“工业原料”，也有直接就是产品的，比如枣、栗、橘、竹子，虽然不是粮食作物，却是贩运天下的商品，有了商品，自然有了“市井”的收入，也就是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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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大兴，让众多列侯、勋贵将目光从立军功、拜高爵、占田宅的秦朝模式中跳出来，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即“升官、发财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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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作为帝国最大的领主，偏居长安的皇室能够在关东众多诸侯王、列侯、封君的繁荣市场中抽成获益，对方的力量涨一分，汉朝中央的力量就涨三分，同时，吕后还采取了更绝的手段——单向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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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吕后时期，汉朝严禁黄金、铜、铁私自运出关中，并严禁诸侯王国人在关中购买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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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朝的封臣，各个诸侯国肯定不敢这么直白地控制物流，否则就成了事实上的谋反了，所以，这成了汉朝中央在经济上给各个地方势力上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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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数十、百年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点出了这场大变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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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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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即汉朝皇室的关中根本之地，土地只有天下的1/3，人口只有30%，财富却占到整个国家的60%。这场不见血的“经济战争”，终究还是汉朝皇室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动刀兵，诸侯王、列侯们仍不失为“富家翁”，虽然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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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汉朝皇室取得这场胜利的，当然不只是它的“老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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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了刘敬（即娄敬）劝谏刘邦实施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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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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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大乱靠的就是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三氏，刘敬（也就娄敬）建议刘邦，莫不如迁徙这些豪杰大族进关中，没事儿的时候可以防御匈奴，有事儿的时候有力量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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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同意了，《汉书·高帝纪》记录了实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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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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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上取天下的刘邦而言，他迁徙六国豪杰也是给诸侯王子侄清理门户。此时，齐国在他长子刘肥手里，楚国、荆国在他弟弟刘交、族兄刘贾的手里。说实话，战斗力都一般，凭他们和六国后对抗，难保不再出楚怀王、田横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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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豪杰大族有人才，又在家乡有声望，在古代就意味着能够轻易拉起队伍、意味着战争潜力，这种力量掌握在关东诸侯王手中，本就是太阿倒持，很可能反噬关中的皇室，这部分人数量还真不少，达到了十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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