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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二年律令·津关令》里，严格要求与关东诸侯国交界的汉关，严禁人口出关，比如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里，就记录了齐国临淄小吏帮助一个田姓女子出关的案例，最终两人都被判刑，可见当时关禁对于关中人口流失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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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刘邦的这种“迁徙豪杰”的举措并非首创，秦始皇当年就曾迁徙六国后。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迁徙，而是迁徙的方式，翻阅《史记·货殖列传》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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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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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迁徙豪富的方式，是将原来六国的富户搞到两手空空推着小车，从今天河北省搬到四川省的临邛，这是逼人白手起家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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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高祖的迁民，有“与利田宅”的优惠，所以，迁入关中的豪强巨族反而光耀门庭了，一方面充分利用从优授予田宅的政策，另一方面施展他们与秦汉律令体系对抗的最强武器——宗族，成为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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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秦汉的《户律》要求下，成年男子必须分家，成为新的“纳税户”，并以此为单位“名田”、纳税、服役。豪强巨族们不能抗拒法律意义上的分家，却可以在“分户”之后仍旧保持“聚族而居”，再在家族的统一调配下，安排生产，贩运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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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二年律令》中的标准，一个无爵男子，可以“名田”一顷，也就是100亩，一个有100名男丁的大族，就可以合法拥有10000亩的耕地。在“与利田宅”的政策下，这个数字可能就要扩张为两倍、五倍或十倍，自然可以田连阡陌，富甲一方，无论耕种还是贩贾，都是不容忽视的恐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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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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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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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高帝九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至少94年的时间，诸田家族长盛不衰，而且还是明确的“富商大贾”，也就是商业世家，正经的“百年老店”。在汉武帝时代来临之前，他们一直是汉帝国的底牌，而不是国家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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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汉高祖的时代，皇权与刘姓诸侯王相处的方式是“亲戚之情”，与异姓功臣列侯相处的方式是“朋友之义”，与军功授爵旧部相处的方式是“赏功之恩”，与天下百姓相处的方式是“刑杀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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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汉惠帝、吕后的时代，皇权与刘姓诸侯王相处的方式就是“武力威慑”，与异姓功臣列侯相处的方式就是“利益赎买”，与天下百姓相处的方式就是“大家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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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刘邦时代泾渭分明的“军功既得利益阶层”和“受统治、受防范的人民”，惠帝和吕后治下的汉帝国向着建构“全民政权”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汉帝国只承诺为一部分功臣的服务继续“支付尾款”，即诸侯王、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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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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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七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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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吕后的遗诏，要赐各诸侯王每人1000斤黄金，将、相、列侯以至于郎吏，都以“秩”分档次赐不等的黄金。所谓“秩”，类似于后世的官品，不过是以粮食计数的年薪划分等级，有“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等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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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吕后临终的赐金，只涵盖了诸侯王、列侯、郎吏。其中诸侯王不必说，郎吏也不必说，列侯则是秦汉二十等爵制的最高等，其下的十九级爵位，在汉高祖刘邦的眼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高帝五年诏”中特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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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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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首先回顾了秦朝爵位的贵重，拥有公大夫以上爵位者，可以与县令、县丞分庭抗礼，又强调，朝廷对于爵位非常重视，地方的小吏怎么敢慢待这些有爵功臣？如果还有不遵诏书办事的，要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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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刘邦时代的“重爵”，也就是善待权贵之外的“老兄弟”。而吕后的遗诏则是另一套逻辑，即除列侯之外，其余十九级爵位都忽略掉，赐金的档次，只以现任官员的职级而定。换句话说，就是“重官轻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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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里，吕后划掉了六十万汉军老兵，也划掉了他们的几万名军官，只保留了他们曾经的统帅（列侯）作为汉帝国合伙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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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新朝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在新时代的竞争里，他们仍是“抢跑者”，却不一定是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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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对于汉朝的老百姓来说，种地、打仗，得爵位，再种地、再打仗的雪球滚不下去了，爵位授予的土地反而成为最不牢靠的“资产”，根本不能实现农耕社会中常见的财富“保值增值”的作用。以人的自然寿命而论，这波“军功授爵阶层”20岁少壮从军，在汉高帝十二年前，还有大把的军功授爵机会，以此为界，之后的新生代就很难有这个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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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界，假定大部分士兵是30岁左右罢兵回家，50～60岁自然死亡，则这波涵盖汉帝国至少50%耕地的“土地使用权到期”高潮应该出现在汉文帝五年到汉文帝十五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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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汉王朝的“土地政策”没有明晰之前，什么东西最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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