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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地说，就是一群用律法锁链暂时束缚住的禽兽，一旦桎梏松弛，则天下分崩，甚至流毒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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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在《治安策》中并没有停留于对秦的吐槽，同样揭示了汉初社会的种种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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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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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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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如果完整翻译就太长了。简言之，汉代的风俗承继了秦代，民风逐利以至于杀父兄，盗窃高祖、惠帝庙的礼器，诸多乱象，当国的刀笔吏大臣都不当回事，只把上下文书的延迟、期会会议的延迟当作大问题，完全不识大体，希望皇帝自己能够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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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贾谊的这段世风评价，属于抓了一个，漏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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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的一个在于，秦的法律体系，本身具有自洽的伦理逻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人力动员，对于社会道德伦理的要求，自然是“最低保障”即可。因为本身整个社会已经包裹进了国家体系之中，除了里、伍之下的家庭内部，其他的社会关系已经完成了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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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塑造新人运动”。既然国家都规定好了“利出一孔”，自然讲的是“向利而行”，顶多就是小心翼翼地别招惹国家，保证不犯法。可当国家法律体系骤然失效时，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横向联系维护稳定，瓤子里的“丛林社会”自然就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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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漏了的那个，则是“金钱”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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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乱，是乱在细部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而贾谊写的汉初，那就是乱在社会秩序上了。之所以如此，一个是惠帝、吕后、文帝时代对于法律执行的刻意松弛，这个会在后文细说，另外一个就是吕后鼓励工商的“新经济政策”，给了政权上层阶级巨大的获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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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时代进一步的开放管制，则将大汉王朝的大部分人也卷入了“经济”的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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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贾谊看到的汉初的“道德沦丧”，确实是“月异而岁不同矣”，越来越狠，因为市场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产生的新东西多，旧的田园诗一样的岁月静好自然就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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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政治举措上的“缺什么喊什么”定律就发挥作用了，道德日坏则朝廷要表彰“孝悌”，农民舍本趋末，所以要表彰“力田”，甚至因为基层官吏普遍贪赃枉法，所以才要表彰“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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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汉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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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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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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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现实，就是万户人口的县，竟然没有人应举？所以直接批评官吏举贤不称职，当然，文帝应该也理解官吏为什么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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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所知的规则，秦汉之际在“举人”的问题上，有明确的连带责任惩治，而万家之县是不是真的没有符合“孝悌力田”的人？怕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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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帝直接给出了解决方案，解除官吏“举人”的疑虑，直接按照户口设置“常员”，也就是把非常态运动变成确定的工作指标，硬性规定，你跑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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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置也可以看出文帝对于“三老、孝、悌、力田”的态度，并不是真的要一丝不苟地树立“真道德模范”“真劳动模范”，而是要保障这种“道德教化”的普遍性传达，选的不是圣人，而是“思想教育干部”，用不着那么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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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例上，我们也能发现，汉文帝绝不是一个笃信“道德教化”的儒家信徒，而是将移风易俗与利益挂钩的现实主义者。提出《治安策》的贾谊之所以不得重用，可能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文帝赏识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高度，但绝不会采纳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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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主张“入粟拜爵”以备边患的晁错，这个列名酷吏的狠角色，却在文帝朝、景帝朝大放异彩，可以说，日后“七国之乱”的翻覆，正是文帝时代政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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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十三年，汉文帝对免除田之租税的解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成功学”想象完全不同的汉文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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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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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好好种地却有农业税，则没法分别“本末”。问题是，在汉代体制下的“贾人”本就是在户籍上分别开的二等公民，将其视为“末”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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