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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以异也”，也就意味着，原来是相同待遇，而现在要分别开来。那么，这个“本末”就不可能是针对民户和贾人之间的区别，贾人不单独立户也不存在授田，而只能是在民户之中有人“舍本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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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汉书·食货志》中早已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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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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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紧跟着就是“贾谊说上曰”，一整段对汉文帝的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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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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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文字确实优美，也指出了问题，所以汉文帝的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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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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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籍田，就是皇帝亲自去做个种地的样子给天下百姓看，展示他劝百姓归农的态度。也仅仅是态度，因为这种“秀”，中国的皇帝2000年来一直做，也没见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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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吸引力根本不是安心做黔首，踏踏实实给国家当“耕战”资源可比的，这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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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懂人性的晁错紧跟着上书，指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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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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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很清晰，不管国家愿意不愿意，导向是什么，商人已经富贵，农夫已然贫贱，这是事实。所以，国家所看不惯的、轻贱的阶层，时俗世风就是崇尚之，法令尊崇的阶层，官吏们依旧不放在眼里，这就是上下的需求抵牾，好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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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强求国家财政的丰盈和统治秩序的遂心，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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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晁错提出了顺应人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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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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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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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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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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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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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的思路很简单，完成两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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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以爵位买富人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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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人以钱去买农民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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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得粮食，农民得钱财，富人得爵位，各得所欲，其实是通过“交易”的手段来刺激粮食的市场需求，从而“贵粟”，自然就收到了“劝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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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晁错“以利诱之”的观念，远比贾谊的“以德化之”的思路好用得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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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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