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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很清晰，不管国家愿意不愿意，导向是什么，商人已经富贵，农夫已然贫贱，这是事实。所以，国家所看不惯的、轻贱的阶层，时俗世风就是崇尚之，法令尊崇的阶层，官吏们依旧不放在眼里，这就是上下的需求抵牾，好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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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强求国家财政的丰盈和统治秩序的遂心，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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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晁错提出了顺应人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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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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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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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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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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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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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的思路很简单，完成两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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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以爵位买富人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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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人以钱去买农民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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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得粮食，农民得钱财，富人得爵位，各得所欲，其实是通过“交易”的手段来刺激粮食的市场需求，从而“贵粟”，自然就收到了“劝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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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晁错“以利诱之”的观念，远比贾谊的“以德化之”的思路好用得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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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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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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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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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完这个过程，很容易得出结论，汉文帝免除天下民田租税的政策出台的背景，根本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萧条，什么天子不能用纯色的马，将相乘牛车，百姓困苦的景象，早在惠帝、吕后的时代即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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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在汉文帝十一年六月，匈奴寇狄道（地在陇西郡）之后，上疏言兵事，之后才“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上面转引《汉书·食货志》的文字，应为“劝农力本”一篇，而汉文帝下诏赐民租税在文帝十二年三月，也就意味着晁错的“复奏”只能在这之间的9个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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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晁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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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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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郡的粮食足可以吃五年之后，可以让富户把粮食送到内地本郡县换取爵位，够天下郡县支用一年以上，则可以免除农民的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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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听了他的建议，也就意味着他的“入粟拜爵”上疏被下发执行，最多也就9个月，就能让天下富户、商人嗷嗷叫着购买粮食堆积到国家仓储之中，已经可以让边郡的粮食够吃5年，天下郡县的仓储也够支用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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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再深想一步，汉文帝十二年时，全天下的民间储粮该是怎样海量的规模？买爵的富户、商贾们又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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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在西汉王朝天下安宁的28年后，汉文帝的一系列举措，根本不是为了“休养生息”抚平战乱的疮痍。恰恰相反，他所面对的根本是“天下殷富”“利出多孔”之后的旧制度失灵以及商品经济活跃带来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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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上，《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只是点到了皮毛，汉文帝时离战国时代再近，也隔着50多年，秦始皇治下的人民不是更近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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