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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贾谊看到的汉初的“道德沦丧”，确实是“月异而岁不同矣”，越来越狠，因为市场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产生的新东西多，旧的田园诗一样的岁月静好自然就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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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政治举措上的“缺什么喊什么”定律就发挥作用了，道德日坏则朝廷要表彰“孝悌”，农民舍本趋末，所以要表彰“力田”，甚至因为基层官吏普遍贪赃枉法，所以才要表彰“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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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汉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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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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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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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现实，就是万户人口的县，竟然没有人应举？所以直接批评官吏举贤不称职，当然，文帝应该也理解官吏为什么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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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所知的规则，秦汉之际在“举人”的问题上，有明确的连带责任惩治，而万家之县是不是真的没有符合“孝悌力田”的人？怕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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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帝直接给出了解决方案，解除官吏“举人”的疑虑，直接按照户口设置“常员”，也就是把非常态运动变成确定的工作指标，硬性规定，你跑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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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置也可以看出文帝对于“三老、孝、悌、力田”的态度，并不是真的要一丝不苟地树立“真道德模范”“真劳动模范”，而是要保障这种“道德教化”的普遍性传达，选的不是圣人，而是“思想教育干部”，用不着那么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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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例上，我们也能发现，汉文帝绝不是一个笃信“道德教化”的儒家信徒，而是将移风易俗与利益挂钩的现实主义者。提出《治安策》的贾谊之所以不得重用，可能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文帝赏识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高度，但绝不会采纳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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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主张“入粟拜爵”以备边患的晁错，这个列名酷吏的狠角色，却在文帝朝、景帝朝大放异彩，可以说，日后“七国之乱”的翻覆，正是文帝时代政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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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十三年，汉文帝对免除田之租税的解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成功学”想象完全不同的汉文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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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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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好好种地却有农业税，则没法分别“本末”。问题是，在汉代体制下的“贾人”本就是在户籍上分别开的二等公民，将其视为“末”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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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以异也”，也就意味着，原来是相同待遇，而现在要分别开来。那么，这个“本末”就不可能是针对民户和贾人之间的区别，贾人不单独立户也不存在授田，而只能是在民户之中有人“舍本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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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汉书·食货志》中早已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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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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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紧跟着就是“贾谊说上曰”，一整段对汉文帝的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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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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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文字确实优美，也指出了问题，所以汉文帝的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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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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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籍田，就是皇帝亲自去做个种地的样子给天下百姓看，展示他劝百姓归农的态度。也仅仅是态度，因为这种“秀”，中国的皇帝2000年来一直做，也没见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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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吸引力根本不是安心做黔首，踏踏实实给国家当“耕战”资源可比的，这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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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懂人性的晁错紧跟着上书，指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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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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