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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完这个过程,很容易得出结论,汉文帝免除天下民田租税的政策出台的背景,根本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萧条,什么天子不能用纯色的马,将相乘牛车,百姓困苦的景象,早在惠帝、吕后的时代即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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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在汉文帝十一年六月,匈奴寇狄道(地在陇西郡)之后,上疏言兵事,之后才“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上面转引《汉书·食货志》的文字,应为“劝农力本”一篇,而汉文帝下诏赐民租税在文帝十二年三月,也就意味着晁错的“复奏”只能在这之间的9个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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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晁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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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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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郡的粮食足可以吃五年之后,可以让富户把粮食送到内地本郡县换取爵位,够天下郡县支用一年以上,则可以免除农民的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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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听了他的建议,也就意味着他的“入粟拜爵”上疏被下发执行,最多也就9个月,就能让天下富户、商人嗷嗷叫着购买粮食堆积到国家仓储之中,已经可以让边郡的粮食够吃5年,天下郡县的仓储也够支用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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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再深想一步,汉文帝十二年时,全天下的民间储粮该是怎样海量的规模?买爵的富户、商贾们又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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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在西汉王朝天下安宁的28年后,汉文帝的一系列举措,根本不是为了“休养生息”抚平战乱的疮痍。恰恰相反,他所面对的根本是“天下殷富”“利出多孔”之后的旧制度失灵以及商品经济活跃带来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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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上,《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只是点到了皮毛,汉文帝时离战国时代再近,也隔着50多年,秦始皇治下的人民不是更近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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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此时的汉郡本就以战国时秦、魏、韩三国的旧地为主,大部分地区施行秦制、秦法早超过100年了,归结为民风、民俗根本就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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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是人民向往自由选择的基本人性在惠帝、吕后时代的“弛禁”后陡然爆发,一举冲决了“利出一孔”的耕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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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皇帝更觉得可怕的是,哪怕是本应与皇帝联盟一同维护“耕战”社会的官吏们,也已“倒戈”,正如贾谊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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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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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是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变化吗?当然不是,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行政程序”的合法、非法之上,其实就是态度,他们在用“不作为”拥抱这个更自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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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们,作为汉王朝一波波抛弃同盟者后的最终孑余,诸侯王、列侯、将相、二千石们,具备整个社会最强的“变现能力”,他们的封地、食邑、宗族、权力,都让他们在这场财富盛宴中占得了先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灌夫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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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在表彰孝悌力田时,不忘加上“廉吏”,恰恰因为在秦制塑造的封闭、固化社会下,曾经被荀子盛赞的“无有私事也”的“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在新朝已经成为稀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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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迁,汉朝所继承的秦制,为“利出一孔”服务的官僚组织已经失灵,汉文帝也好,汉景帝也好,汉武帝也罢,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跟着向前,以利导之;要么不惜鲜血的代价,用残酷的屠刀把整个社会拉回到“体制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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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简单易行,但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自身皇权的处处受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后者则恍如踩钢丝,只要一个行差步错,帝国就将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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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当他认识到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之中,除了原本秦制中可以管理的从事商业的“贾人”,还有国家依靠原本的律令无法控制的大批民户工商业者存在,他们的规模之大,让王朝常态制度下的小修小补,如加重商税、身份折辱等手段无从奏效,只能承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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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作为皇帝,对他宝座威胁最大的,还不是这个“脱缰了”的商品社会,而是长安的功臣列侯、关东的诸侯王们,他们恰恰是汉文帝一朝前期和后期被削弱、打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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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稳定社会、争夺民心、财力、物力,文帝一朝采取“跟着走、以利导之”的国策,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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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汉文帝的粮食仓储充盈之后,第二次减半当年田租的“善政”颁布的同时,还下达了另外一条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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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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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关”外的人在做什么,《史记·吴王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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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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