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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686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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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688 也就是说,到汉文帝十三年左右,“五大夫”爵的权益只能“复”一人,也就是本人不预“徭与役”,而百姓家中养战马一匹,就可以复“卒”三人,“五大夫”的特权越来越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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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690 到了汉景帝二年,更是出了“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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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692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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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694 过往常说这是“休养生息”的善政,结合《二年律令·傅律》来看,才能明白,原本平民就是二十乃傅,只有“大夫爵”和“卿爵”有特权,为22岁、24岁傅,景帝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两大阶层“傅籍”的特权,全国一盘棋,也是为了弥补国家可调配人力资源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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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696 政治上的影响,我们先不谈,只说经济上的,据《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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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698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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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00 师丹的本意是谈兼并,却提到了“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至迟至汉文帝时代,已经没有土地和奴婢的限制。换句话说,普遍爵位授田制已经彻底废弃,这也与上文中,晁错说“五大夫仅复一人”正配套。如果“五大夫”还要对应2500亩田地,入粟拜爵完全就是个赔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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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02 百姓普遍性的“高爵”,也让田宅占有的限额成为纸上的故事,现实中很难碰到头顶,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吴王刘濞造反后,只提到了用金钱赏功,而没有论及授予田宅。这都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商品经济发展,“舍本求末”已经成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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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04 更凶狠的冲击,来自皇帝本身,汉惠帝在位赐民爵3次,吕后1次,文帝2次,景帝就达到了8次。比如开国时的“大夫”爵老兵,在吕后时代升爵为“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经过文帝、景帝的10次赐爵,也肯定都到了“五大夫”爵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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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06 等于说,汉兴之后60年,“五大夫”爵的数量仍然不低于60万人……再加上“入粟拜爵”可以突破天花板,“后子”之外的“它子”也有很大可能性跃升到“五大夫”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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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08 汉景帝不仅赐民爵,还赐“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对于原本作为“宦皇帝者”重要来源的“卿爵”,血统贵族的“蓄水池”,进行了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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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10 另外,《史记·平准书》上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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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12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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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14 也就是说,汉景帝把三种破坏军功爵制的行为都干了个遍,到他公车晏驾时,给汉武帝留下的“五大夫”恐怕得有近百万人。曾经贵重无比,担当秦汉宫廷“宦皇帝者”后备军的“高爵子弟”,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淆乱乾坤,龙蛇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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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16 更重要的是,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军功爵已经明显摇摇欲坠,《史记·平准书》上的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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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18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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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20 战争不断的环境下,百姓多买爵五大夫以“复一人”,导致“征发之士”越来越少。要知道,此时的汉帝国已经是拥有3600万人口的“强国”,竟然混到了“兵员枯竭”的地步,可想而知,之前的军功授爵制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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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22 要知道,军功授爵制的本质并不是“尚武精神”的加油站,而是一整套社会管理机制的结合体,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农业社会中分散的编户齐民,进行身份的“锚定”,并进行原始的量化管理,同时,维护贵族阶层的存在与特殊性,补充吏治国家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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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24 而汉朝初年对于军功爵制的改造,实质上在淡化了它“管理组织”特性的基础上,借用了它的“名”,执行的利益集团内部的权益分配,而忽略了军功授爵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经济制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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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26 这种原初阶段的主动“误读”和“错用”造成的结果就是,后惠帝、吕后时代的汉王朝,经济的快速恢复,伴随的却是统治、社会秩序和政治、军事组织的动摇乃至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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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28 只不过在文帝时代,一方面抑制权力欲望不兴大役,另一方面修修补补,反倒集中了权力,稳住了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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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11730 等到景帝时代的“急刻政治”和一步步走向“奢侈”,在天灾、人祸迭出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必然让政治走向保守,更加趋向恢复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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