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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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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收孥”是针对完城旦、鬼薪白粲以上的较重犯罪。但是，“收”又不适用于谋反等重罪，因为《贼律》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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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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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这两者中间的罪名，才适用于“收孥”，往上就是全家死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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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坐”样式就多了，有“什伍连坐”，即《史记·商君列传》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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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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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人犯法，四邻编入什伍的各家一同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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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官吏连坐”，即《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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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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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军人连坐”，即《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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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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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虽然都是“瓜蔓抄”，“收孥相坐”其实是针对罪犯家人的，而其他的“连坐”则针对的是不同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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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废除“收孥相坐律”，肯定不能等同于废除连坐制度，而只是其中的一项。我们对照《史记》的记载来看，这个结论就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在司马迁的眼中，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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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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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元年，除收孥相坐律。[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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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孝文本纪》则直接阐述了这个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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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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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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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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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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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司马迁重点记录的君臣争论，就是文帝明确表示，法律是治天下的正道，用来控制恶人而引导人向善，而今犯法论罪，使无罪的家人连坐，沦为奴婢，我不支持，请朝廷议论一下合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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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皆”曰，注意这个“皆”字，就是朝堂上下都不同意，官吏的理由是，百姓不能自己管理好自己达到“大治”，所以才制法律以为百姓设禁。“收帑”的使用，就是要百姓心有挂碍，加重他们的犯法心理成本。这事儿是长久以来的惯例，能够延续原来的办法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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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并没有罢休，讲了一套道理，“我听说法令公正则百姓诚实、谨慎，刑罚得当则百姓服从，而且，管理百姓而导其向善的人是官吏，如果不能引导之，反倒用不公正的法律，是坑害人民的暴贼，靠什么管束他们？我没看出来这个法令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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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的官吏们这时候屈从了，陛下惠及天下，有大德，我们比不了，请求奉诏，废除“收帑诸相坐律令”。这个“诸”字，恰恰说明在不同的律条里，都有“收帑”的条款，而非“收帑”与“相坐”并列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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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争论，在《汉书·刑法志》里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且看其中不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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