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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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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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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丞相的说法，既然指定了为收“父、母、妻、子、同产”，那就不涉及“什伍相坐”之类的连坐条款。而在最后，又说“尽除收律、相坐法”。也就是说，“以收孥为手段的相坐法”并不只在《收律》中存在，还在其他律条中存在，这一点上，与“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中的“诸”字恰恰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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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争论，恰恰体现了文帝君臣之间完全不同的对法的认识，即“法正罪当”与“不正之法”的区别。在汉文帝的眼中，法是标准，是规矩，而非群臣所坚持的秦法原则，法是治民的工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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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段讨论，在98年后的盐铁会议上又一次出现了，调调一模一样，见《盐铁论·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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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曰……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无罪者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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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而相坐也。老子曰：“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执政何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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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曰……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故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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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的理论，认为不当以有罪诛无罪，而御史的反驳则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并举出了“慈母多败儿”的比喻，两者正好观点和汉文帝元年废除“收孥相坐律”的廷议一样，更神奇的是，讨论的问题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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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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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恰恰说明，到了汉昭帝时代，家族连坐和什伍连坐，仍旧存在，100年，成了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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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的这次“变法易故”，经过前文的考证，已经可以确认并非废除所有“连坐”刑罚，而只是针对妻、子、同产的“收孥”。可以说，在纯粹的法律层面，意义也就与至今人们仍旧津津乐道的“废肉刑”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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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一步，这次变革实质上动摇了秦制的根基，一方面触及了商鞅变法后秦法塑造的伦理逻辑的根基；另一方面，则动摇了秦法对社会塑形的几个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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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秦法伦理，归结起来就是上文中的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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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无悍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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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说，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重刑威吓则民不敢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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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都是表面的说法，只是秦制人力资源生产线的遮羞布罢了，秦制法令只是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并不代表真的“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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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关于“连坐制度”的辩论可知，秦制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是非”问题，即“有罪与无罪”的区分。按照汉文帝的认识，“法者，治之正也”，那么，“法”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是非”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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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秦制”的官吏们，却告知我们，“法”的作用在于“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老百姓愚昧，不知道好赖，不懂是非，所以用“法”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干，而光告诉还不行，怕他们不长记性，还要用“连坐”重法让他们对法产生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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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无论是汉文帝时候的官员，还是汉武帝时代的御史，他们在讨论“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民众的“社会智力”只停留在“儿”的层面，无论是慈母多败儿、严家无悍虏，还是御史们打的比方，什么怕火烧手，怕刀戳手，都是将民众理解为“婴儿期”的智商，简言之，“不知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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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和《商君书》里面的统治术要诀一脉相承，从头到尾都是把正常人约束到“婴儿期”的“智力”，然后再用“利出一孔”引导民力到国家所需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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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法与刑徒强制劳动基础上的国营经济的结合，完成了第一步，军功授爵体制下的授田制和秦法动员体系的结合，完成了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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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通过全面的人身管制和重刑恐吓，完成人口的资源化，顺从者主动进入第二步，不顺从者则沦为刑徒或者官奴婢，进入强制劳动体系，被动地资源化，进入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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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废除“收孥相坐律”，实际上是一个开始，即将刑徒的最大人力补充来源截断，开始刨刑徒经济的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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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分别引用了《汉书》和《史记》对于“除收孥相坐律”的记录，详略明显不同，班固这个引用狂人，只在《刑法志》中谈了谈“新垣平案”，并感慨了“过刑谬论”，可见远不如司马迁重视这一变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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