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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曰……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故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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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的理论，认为不当以有罪诛无罪，而御史的反驳则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并举出了“慈母多败儿”的比喻，两者正好观点和汉文帝元年废除“收孥相坐律”的廷议一样，更神奇的是，讨论的问题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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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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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恰恰说明，到了汉昭帝时代，家族连坐和什伍连坐，仍旧存在，100年，成了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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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的这次“变法易故”，经过前文的考证，已经可以确认并非废除所有“连坐”刑罚，而只是针对妻、子、同产的“收孥”。可以说，在纯粹的法律层面，意义也就与至今人们仍旧津津乐道的“废肉刑”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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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一步，这次变革实质上动摇了秦制的根基，一方面触及了商鞅变法后秦法塑造的伦理逻辑的根基；另一方面，则动摇了秦法对社会塑形的几个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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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秦法伦理，归结起来就是上文中的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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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无悍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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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说，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重刑威吓则民不敢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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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都是表面的说法，只是秦制人力资源生产线的遮羞布罢了，秦制法令只是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并不代表真的“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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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关于“连坐制度”的辩论可知，秦制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是非”问题，即“有罪与无罪”的区分。按照汉文帝的认识，“法者，治之正也”，那么，“法”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是非”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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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秦制”的官吏们，却告知我们，“法”的作用在于“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老百姓愚昧，不知道好赖，不懂是非，所以用“法”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干，而光告诉还不行，怕他们不长记性，还要用“连坐”重法让他们对法产生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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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无论是汉文帝时候的官员，还是汉武帝时代的御史，他们在讨论“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民众的“社会智力”只停留在“儿”的层面，无论是慈母多败儿、严家无悍虏，还是御史们打的比方，什么怕火烧手，怕刀戳手，都是将民众理解为“婴儿期”的智商，简言之，“不知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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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和《商君书》里面的统治术要诀一脉相承，从头到尾都是把正常人约束到“婴儿期”的“智力”，然后再用“利出一孔”引导民力到国家所需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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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法与刑徒强制劳动基础上的国营经济的结合，完成了第一步，军功授爵体制下的授田制和秦法动员体系的结合，完成了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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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通过全面的人身管制和重刑恐吓，完成人口的资源化，顺从者主动进入第二步，不顺从者则沦为刑徒或者官奴婢，进入强制劳动体系，被动地资源化，进入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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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废除“收孥相坐律”，实际上是一个开始，即将刑徒的最大人力补充来源截断，开始刨刑徒经济的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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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分别引用了《汉书》和《史记》对于“除收孥相坐律”的记录，详略明显不同，班固这个引用狂人，只在《刑法志》中谈了谈“新垣平案”，并感慨了“过刑谬论”，可见远不如司马迁重视这一变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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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司马迁身处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思想信条上，也经历着贤良文学和御史们争论的“阵痛”，到了班固的时代，儒家信条已经压倒了旧的文法吏逻辑，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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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固眼中，这个手笔，可能还不如“废除肉刑”对于刑法的影响深远，因为在他所处的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朝野争论最盛的反倒是“是不是刑罚太轻了，才导致犯法者太多？”所以，他观察和评论着眼点，仅仅局限于刑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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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人，尤其是即将主掌国柄的汉景帝眼中，这是无比的大事。所以，在《史记·孝文本纪》文末记录的为文帝建庙的诏书中，汉景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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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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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一下这段回顾父皇伟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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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关梁。除关，不用传，允许汉郡、诸侯国往来流动。行于汉文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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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诽谤。诽谤之罪，有犯此者勿听治，即不因言治罪。行于汉文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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