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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经济上，由于从惠帝、吕后时代开始施行的“放松商品经济管制”措施的持续施行，整个汉初的“奢侈和混乱的世风”一直延续未改，原因很简单，“网疏而民富”，惠帝、吕后、文帝均以“刑罚罕用”闻名，自然法网粗疏，民间活跃，以至于犯法者、僭越者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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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直到汉文帝后元二年，文帝已经执政20年后，帝位无比稳固的情况下，想任用自己的小舅子窦广国为相，仍旧担心说他“有私心”，只能把军功勋贵中的“小字辈”申屠嘉扶上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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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天下的豪强、富户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军功阶层的成员或后人，严管他们，就是刨自己王朝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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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帝曾经在贾谊等儒生的影响下，尝试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通过改“土德”正朔的方式来重塑汉朝的合法性故事。这是汉王朝第一次尝试从“集团统治”的国家走向“全民国家”。直白地说，就是要在根本上扩大王朝的统治基本盘，用“人心”作为帝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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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术士新垣平的反叛，葬送了汉文帝的这次尝试，更让汉文帝只能紧紧抓住自己的“同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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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汉景帝登基之后，残酷的现实，逼迫着新君开始走“回头路”，只是一直到武帝初年，天下百姓仍未体会到繁华水面下的变化，反而在平安和乐之中沉溺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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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七国之乱”，成了“文帝之治”的试金石，注意，这里没有景帝什么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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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反叛的有限战略目标只到洛阳，最佳的结果也无非是一个东西对峙，实际上，最终战火都没烧到汉郡之内，最强悍的吴楚联军就被堵在了梁国境内，然而，这次对汉帝国并没有任何生存威胁的内战，却暴露出一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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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人无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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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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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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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之时，长安的列侯封君们都要参军作战，却缺钱武装，只能借贷，结果“子钱家”，也就是经营借贷的人认为这些列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胜负不知，不肯借。唯有无盐氏拿出千金贷款，并收了10倍重息，结果平乱后此人富甲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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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都是谈商人眼力，问题是，一朝的顶级权贵平叛，竟然无人借贷？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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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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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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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多了，只说三十六将军，就得有40万大军，再加上“击赵”和“击齐”的大军，近百万之众出征关东，还有人怀疑“成败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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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步，只能怀疑用心了，当然，吴王濞为政宽仁，重视工商，而且为百姓免税、免役，本来就在吴地群众基础极好，十足的得人心，文帝和他或许还可相比，景帝自登基之前，就没什么好名声，恐怕确实也有人心向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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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豪强游侠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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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游侠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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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孟者，洛阳人也。周人以商贾为资，剧孟以侠显。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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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孟的作用就不说了，所谓一人若一敌国，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其实另有一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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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夫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亚夫下车，礼而问之。涉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黾厄陿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雒阳，使吏搜殽、黾间，果得吴伏兵。乃请涉为护军。[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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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明确指出吴王藏死士于殽、黾之间，也就是函谷关道，准备伏击汉军，而这些“死士”，实则是吴王蓄养的游侠和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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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史记·吴王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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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余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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