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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由剁掉脚趾改成用竹片“笞”500下，照样能打死人。而秦朝的“笞刑”一般针对的就是“事罪”，比如损坏公物之类，所以打个10下、30下、50下比较常见，除了“熟笞”算是情节严重要加刑，那是打满10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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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像汉文帝这种300下、500下抽下去，脚趾头和鼻子是保住了，命基本也没了，所以汉景帝元年进一步加惠于民，先是减少了“笞”的数量，500减到300，300减到200，结果会不会有变化，可以自己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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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景帝中六年，又下诏，减300为200，减200为100，又规定了刑具必须是竹板，大小厚薄的规制，强调只能打臀部，且中途不得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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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不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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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过往对秦汉交替之际的讲述，基本延续了《史记》《汉书》中的讲述，即秦代法网严密、百姓苦之，汉高祖吊民伐罪、约法三章，所以为政宽简，之后又行黄老、清静无为，百姓得而休息，遂成就“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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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体系，可以理解为汉代的官方宣传，如果没有一波又一波秦简、汉简中律令材料的出土，这个官方解释可能还会继续延续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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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给我们展示了“清静无为”的真正背景，就是西汉初年的律令制度体系完全是对秦代的继承，只是根据汉朝的政略调整，略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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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汉朝人心知肚明，属于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世界存在本身，对于我们，乃至于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都已经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了。因为世易时移，这种认识冲突，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在我们的意识里，军事和法律是不搭界的两个概念，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却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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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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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指定爵命次序（爵位、身份），所以圣人顺应天命制定了五礼的礼制，上天又要惩罚有罪之人，所以依据上天的意志创制了五刑，其中最大的“刑杀”就是甲兵、军队，以下才是死刑、肉刑、鞭笞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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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军旅征伐和法条刑罚都是用暴力维护“天意”的手段，只是施加的场所不同，一个是在原野上列阵展示，一个是在朝堂、市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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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的所谓“法律”，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其最本质的立法原则，并非是规定你什么不可以做，而是规定你应该怎么活，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法”来做，你违背的就是“天”的意志，也就不必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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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仁政”，比如汉文帝、汉景帝父子对于肉刑的一步步减轻，正是在上述成熟的制度体系基础上进行的微调，其结果仍是“率多死”，也就是执行中被打死的人很多，这个数目究竟有多少，咱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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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汉书·刑法志》中有记载的，在汉武帝删定汉律后，又经历了汉宣帝、元帝、成帝连续三代简省法条，汉帝国仍然有数目惊人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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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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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班固平均了一下，西汉中后期的各代每年的死刑决狱，占人口比例的0.5002‰～1‰，西汉元始二年的总人口数，约为5900万，则每年的“死刑犯”有29514～5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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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罪算是最低的“肉刑”，要剃掉犯人的鬓发，斩右趾头则是最重的肉刑，三倍于死刑，则应该有88542～17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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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每年的服刑人数（不是犯罪人数）合计为118056～23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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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前朝，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的死刑数字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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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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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东汉初年，每年死刑犯超过1万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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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西汉建国初年估计人口数为1500万～1800万；汉文帝末期，估计人口数为3000万左右；汉武帝末期，估计人口数为3600万左右；汉平帝元始二年，统计人口数为5900万左右；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全国人口为2100万左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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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汉书·刑法志》中的数据，只涉及“死刑决狱”，而没有涉及“非正常死亡”，因为汉朝的“犯人”，除了砍头和赎罪脱罪的，肉刑或许不是人人都捞得到，徒刑，甚至终身劳役却是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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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陕西省泾阳县高庄镇狼家沟村修水渠时，在村子的南边，景帝阳陵封土的西北1500米处，发现一处刑徒墓地。随后陕西省文管会和陕西省博物馆对刑徒墓地进行了部分清理，发掘了29座刑徒墓，共有35副骨架。许多尸骨戴着铁钳、铁钛等刑具。经预测，刑徒墓地有8万平方米，可能埋葬有上万具刑徒尸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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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发表的汉武帝茂陵、哀帝义陵的调查简报看，武帝陵园也有刑徒墓地（报告称修陵人墓园地），义陵没有发现刑徒墓地。武帝刑徒墓地试掘后和汉阳陵的情况大体一致，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埋葬至少2万具尸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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