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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为武士的道德树立一块标榜，刻上“忠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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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浪迹在街头，没有人认出他来，“豫让”这个人似乎从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可是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总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赵氏的一举一动，耐心地等待一击致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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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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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探到赵无恤要出外办事，马车将通过一座石桥，桥面狭窄，这可是动手的最好时机。豫让怀里藏着一把短剑，事先埋伏在桥面之下。他衣裳褴褛、灰头土脸、披头散发，这么一个乞丐当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疑心。可是说来也巧，那一天，赵无恤的车队行经石桥时，马车上的马匹忽然受惊直跳，似乎预感到某种危险。小心谨慎的赵无恤立即下令戒严搜索，果然在桥下发现了怀揣着一把利刃的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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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异常敏锐第六感的赵无恤马上想到一个人：豫让。在盘问之后，果然证实他的猜测，藏在桥下的刺客正是前番放走的豫让。赵无恤生气了，他让人把豫让押到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责备说：“你做得太过分了。以前你当过范氏与中行氏的门客，后来这两个家族也让知瑶给灭掉了（指公元前458年，知瑶会同赵、韩、魏三氏灭尽两大家族，瓜分其地），你非但没有没有替他们复仇，反倒委身当了知瑶的臣子。如今知瑶已死，你却偏偏要这样卖命地为他报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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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面对周围数十条闪亮的兵戈，挺起胸膛说道：“范氏与中行氏都把我当作普通门客罢了，我也就只能像普通人那样来对待他们。知伯以国士对我，我也就要像国士那样来报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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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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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无恤听了都被感动了，至少是那一刻，心灵被触动了。他感慨了一声：“唉！豫让先生，你拼了老命要为知瑶报仇，如今谁都知道了，成就了你的声名。可是我已经放过你一次了，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放你走了。你自己说，要怎么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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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向赵无恤拜了一拜，从容地说道：“您曾经放过我一次，天下人无不称颂您的美德；今天我行刺您，理应伏法受诛。只是忠臣为名节牺牲，这是义之所在。我无法为知伯报仇，只希望能借用您的衣服戳几刀，象征性地表达我报仇的心愿。如果能得您的准许，我死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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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哑喉咙里说出的话很轻，却有打动人心的巨大力量。眼前的这个人，就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宁可抛妻弃子，自毁肢体，吞炭变声，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敢行，义重于生，以至是乎！他的敌人都默然无语，在豫让面前，谁也不敢自称是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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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无恤会不会答应豫让的要求呢？他并不是那种仁慈的人，否则也不会拿知瑶的人头来当便器。他完全可以置豫让的请求于不顾，将他乱刀砍死，可是话说回来，给一个将死之人一点点仁慈，又会损失什么呢？人要大气，不要小气，他解下外衣，交给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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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站起身来，拔出刀子，跳起身往衣服上狠狠地戳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总计戳了三刀，然后跪在地上，仰天大笑道：“我可以报答知伯了。”说罢把刀子往心窝里一捅，伏刃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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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无恶不作的知瑶竟然也有这么一位志士甘心为其蹈死，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豫让之死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只是一个暴君的陪葬品罢了。但是站在武士的立场，则另当别论。日本有一本著名的武士道著作称为《叶隐》，便是推崇豫让这样的复仇精神，复仇就是复仇，没有什么大道理，甚至不考虑胜负成败，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意义。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这样评价豫让：“坚忍若豫让者，何事不可成哉！然竟不成，岂力固不足以胜命耶？……就使不达也，而其义声至今日，犹令读者震荡心目，其所以感化社会者亦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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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豫让死了之后，赵国的志士们无不为之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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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氏的覆灭意味着三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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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韩、魏三家瓜分了知氏庞大的土地与财富，其中捞得最多的是赵无恤，他比韩、魏两氏多分到十余座城邑。这也难怪，在颠覆知氏的战争中，赵氏出力最多，牺牲也最大。至此，晋国的政治局面再度发生重大变化，从“四卿制”变为“三卿制”，而这三卿拥有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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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卿之中，以赵氏势力最为雄厚。晋阳之战后，赵无恤对有功的家臣、将士大加赏赐，很多人获得了领地。张孟谈是晋阳得以保存的最大功臣，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最多的赏赐，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要交出自己的权力与领土，解甲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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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赵无恤说：“春秋五霸之所以能称霸天下，是因为这些君主能节制众臣，不让群臣有权势来控制君主。如今我功成名就，身居显位，位高权重，请允许我捐弃功名，抛弃权势，远离尘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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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无恤听后很吃惊，知瑶灭后，正是他大展拳脚之时，正当用人之际，麾下第一谋士张孟谈竟要隐退，这是他所不能理解的，故而强行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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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孟谈去意坚决，他说道：“我所说的话，是持国之道。我考察古今历史，臣子与君主平分权力而国家能平安无事者，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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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教训是，国家要长治久安，君主就必须要操纵权柄，避免权力旁落。我们可以说，张孟谈鼓吹的是君主独裁论。春秋时代，中原诸国均出现大夫擅权，权力凌架于君主之上的情形。晋有六卿，郑有七穆，鲁有三桓，齐有田氏，这些国家政权都掌握在卿大夫之手，这也成为国家动荡、内乱的根源。如今赵氏立国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张孟谈希望这个新兴的国家能避免剧烈的动荡，他认为只有君主独裁才能避免内乱，才能使国家由强有力的领袖来领导，免遭别国的鲸吞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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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地告诉赵无恤，要掌控独裁的权力，不然最后只能沦为象晋国君主那样的傀儡。而作为赵氏集团的第一重臣，他甘愿交出自己的一切权力，解甲归田，以让赵无恤巩固独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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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独裁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是战国区别于春秋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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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六卿制”或“四卿制”不同，“三卿制”中的赵、韩、魏实际上相互独立，各家管各家的事，互不插手或干涉，事实上已经是三个互不归属的政权。至于晋国的公室政府，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晋国君主完全沦为三卿控制下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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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崭新的诸侯国即将破茧而出。这是一次大兑变！在旧的政治体系里，特别是中原诸侯国，君臣权力倒悬，君主遭到贵族的压制而不断被边缘化。当这些贵族的权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先的臣子摇身一变而为君王，原先的君主却只能夹着尾巴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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